如果讲话僵化，执政党就会失去活力
记者：您最开始有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改革的想法是在什么时候，是否针对某种现象？
王天琦：确定这个名称和大的课题，是在做书记以后。但是，感觉要对各级官员说话和行为的方式进行改革，起源就早了，那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我给一位县领导做秘书，负责文稿撰写，其中有一个工作要求，就是讲话稿写好后，领导在台上讲话时，我们要到台下去，和其他干部一起听，听取干部们的意见，然后再完善讲话稿。
有一次，我给领导写了一个讲话稿。会后，我就去问几位干部，觉得领导这次讲话讲得怎么样，有一个干部说，哎呀，你以为我们真听呀，根本就没往脑子里去，每次开会我们都知道你们讲什么。这个细节，当时让我很受刺激。
那时，官员就已经形成了“讲话模式”：第一段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第二段是明确目标，落实措施；第三段是加强领导。无非是这些内容，所以就有了后来漯河指导开封这样的事情。
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力量去改变，但作为一粒改革的种子，已经在我心里萌芽。将来我要做领导的话，一定不能这么讲话。
记者：干部这种讲话模式，反映出什么问题？
王天琦：看上去是个讲话，实际上反映的是执政党的活力问题。如果我们都刻意地说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就像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一样，我们的政党就会失去活力。政党没有活力，政党僵化了，执政能力怎么强化，执政能力如何体现？
现在，有一些网站，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公文范本，只要把模块复制下来，把自己的内容填进去，就是一个讲话。这类网站实际上是对官员僵化的“讲话模式”的一种讽刺。
与时俱进的提法非常好，但有些人为什么不愿意改？原因很简单，一是老做法没有风险，二是老做法回避了责任。慢慢地，干部就有了暮气。
记者：睢宁这两年严管干部影响很大，还成为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试点县。行政语言改革，是否能对权力公开起到推动作用？
王天琦：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这是大趋势。但是，老百姓认可不认可？如果你公开出来的东西，大家都看不懂、听不懂，要么老百姓更加不信任你，要么就不参与，疏远你。
所以，要做到权力公开透明，就要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让老百姓信服，信服就是信了才能服，老百姓才能跟党走。
对官员真正可靠的监督是社会监督，而要强化社会监督，必须以一种让群众能接受的方式，让群众有兴趣参与到工作中来，参与到党组织的决策中来。所以，权力公开透明，必须同行政语言、行为体系结合在一起。
记者：行政语言改革是否考虑了不同的时代特征？
王天琦：这就得涉及执政党的动员方式了，从组织动员向社会动员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组织体系非常严密，无论做什么事情，通过我们的组织体系去动员就可以了。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组织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很多任务通过组织动员已经没有效果了。
行政语言和行政行为的改革，就是化有形为无形，有形就是组织体系，无形就是社会动员能力，能够把我们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以灵活、自然的方式，渗透到群众的思想和行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