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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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荒”:我们读出一种力量在成长

新华社记者 侯大伟 许茹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10-30    [打印] [关闭]
    谁也没有想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过去,在拥有9亿农民和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中国竟继2004年之后,再次出现了大范围的“民工荒”:今年初,四川、重庆、贵州等农民工输出省市的地方官们还在为如何妥善安置上千万“失业”回乡农民工而犯愁;但仅仅几个月之后,曾经在金融危机的寒流中纷纷解聘雇员的东部地区企业,却又手持订单招不到工人了。

    与五年前一样,因为“民工荒”,农民工群体再次从“社会边缘”回到“主流视野”。“民工荒”既让我们嗅到经济复苏的气息,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力量在成长:曾经一向被认为“只为打工赚钱”的农民工,正在用自己的双脚表明自己的基本权益和基本需求。

    缺失权益,民工说“不”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中考”表现不俗,不仅让各界倍感振奋,更令国外资本和商家对中国经济刮目相看。随后经济的逐步复苏,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继出现用工短缺情况,而与过去劳动力市场普遍缺乏技术工、熟练工情况不同的是,这次市场告急的却是普通工种——一个普通农民都可以承担的角色。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那些曾高唱着“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的农民工远离了广东,使那些曾坚持认为“要想富,就走沿海打工路”的农家子弟不再对这些地区充满迷恋?他们去了哪里?他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四川省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川军”名号在外出务工人员和招工企业中也一直声名赫赫,这里农民工的发言颇能代表他们某些共同的心声。

    莫勇、莫俊两兄弟出生在上世纪90年代,今年只有十八九岁。2008年10月两兄弟去了深圳,在戴尔找到了一份检查打印机质量的工作,尽管每个月有1400元的收入,半年后他们还是辞去工作回到了四川雅安。今年国庆节刚过,两兄弟一起来到了成都,希望可以在成都找到一份能在工厂里面学到一些技术的工作。“深圳离家太远了,在那里尽管待遇要比四川略高一些,但是我们在那里没有办法找到家的感觉。”莫勇说。

    曾在广东务工8年的四川农民工肖军也带着被解职的怨气向记者诉苦说,我们没日没夜地干活,为老板赚钱,但金融危机一来,老板就让我们滚蛋,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我们怎么能找到“家”的感觉?肖军是去年因金融危机而失业回乡的农民工之一,一说起这样的经历,就感觉特别委屈。

    曾与妻子双双在广东东莞一家工厂务工的四川省金堂县人罗世彬,自去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被工厂辞退回到老家后就再也没想过回到东莞,尽管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在那边打工,什么保障也没有。”他对记者说,“我在广东务工的地方是一个只有十几个人的小厂,在这个厂工作了2年多,一直都是每个月1200元左右,没加过薪、没拿过任何补贴或福利。经济稍不景气,就让我们走人。走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伤心。”

    西部正在为农民工开拓“新天地”

    经过十年的大开发,今天的西部已经不是十年前的西部了。统计数据显示,10年来,西部地区快速崛起,GDP年均增长率达11.42%,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两个百分点,成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发展最快的10年。今年上半年,西部经济更是率先于中东部经济和全国经济反弹上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上半年东部地区增长5.9%,中部地区增长6.8%,西部地区增长13.2%。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方面,东部地区增长26.7%,中部地区增长38.1%,西部地区增长42.1%。

    西部地区的经济活力让中外资本看到经济复苏的希望。今年在成都举行的第十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上,西部地区共吸引了5900多亿元中外投资,中东部地区原有产业正在加速向西部转移。那些原来要千里迢迢找工作的农民工,在西部,在家附近,就能稳定就业了。

    成都市近郊龙泉山里的张琪敏不久前就在成都一家公司求职成功,如今在公司里做接待、服务工作,每个月的基本工资就有近2000元,此外公司还承诺工作满一年就可以为其购买社保。她对记者说,即使是在广东、上海做同样的工作,收入和待遇也不会高出多少。

    记者见到1986年出生的杨海波时,他正在成都锦江区劳动力市场等待雇主。在回到成都找工作之前,他近两年一直在深圳一家工厂做技术检查员,每个月1000多元的工资,包吃包住。“深圳的工资水平和成都的差不多,离家又特别远,回家一次很不方便,所以我就从深圳回来了。”他说。

    在成都市的长寿路上,多家餐饮服务、社区管理用人单位都长期挂出招工告示,上面大都给出了“基本工资+奖金+社保”的承诺。不管是总结东部企业用人教训,还是学习国外发达国家用工经验,西部地区用人单位在用工上越来越追求长期效益。

    去年春节期间的农民工返乡潮,曾让西部地区大费了一番周折,想了很多办法让这些农民工就近就业和参加技术培训。去年底,四川巴中市南江县就多次组织县就业局、建设局、农业局、扶贫开发办和一些技术学校,采取集中培训与送课下乡相结合的办法,对3000多名缺乏技能的返乡农民工进行木工、砖工、电焊工等专业技术培训。后又根据返乡农民工的从业特点、行业分布、劳动技能等状况,以“自愿、对口、就近”的原则,将1万多名具有相当技能的返乡农民工安置到城乡住房、基础设施等灾后恢复重建工程中就业。

    目前,该县在建的简家坝小学、小河职业中学、南威水泥厂、县城污水处理厂、县妇幼保健院、县文化中心及各乡镇公路、水利、公益设施等280多个灾后重建工程共接纳返乡农民工8100余名。“地方政府不希望已经就业的农民工再次南下、东去务工;已经在家乡就业的农民工也不希望改变现状。”南江县劳动部门一位干部对记者直言。

    一个群体开始觉醒 一种力量开始形成

    从当年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我们似乎能读出一种力量在成长:备受“一盘散沙”诟病的农民工一旦作为一个群体在行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能轻视其对中国经济、社会甚至包括政治的巨大影响力,毕竟这是一个拥有上亿“成员”的群体。

    他们见多识广保持了对农村的巨大影响,他们吃苦勤奋成就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从工作上讲,他们又是工人。这就意味着他们是既不同于农民又不同于工人的一个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群体:他们比农民更强烈地要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要求基本的社会保障、要求工资待遇的提高、要求工作环境的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为促进经济发展,地方政府普遍热衷于招商引资,并在我国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招商引资热。在激烈的竞争中,农民工权益保障往往成了资方与地方政府博弈的牺牲品。不少地方政府为吸引资金在本地投资,有的甚至暗许资方可以不给工人尤其是农民工买保险、办社保,对其为前来务工人员准备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更是没有尽到监管的责任。不可否认,盘活民间大量流资对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忽视劳动者权益的经济增长是不道德的。

    四川省民工救助中心几年前曾经做过一个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四川农民工每年因为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而造成的损失,占到当年农民工收入的10%,平均每位农民工每年要损失几百元。

    近年来,农民工的素质普遍提高,他们已经不像上世纪80年代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那样主要是打工以贴补家用了,这些新一代农民工普遍年轻、文化程度较高、长期在外打工、社会活动参与度较高、更认同城市的生活。但与之不对称的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权益保护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事实上,对于我国来说,劳动力总量上不会出现短缺,但是劳动力过剩程度将不断降低,并最终走向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平衡。而目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其实是农民工社会保障等劳动力权益保护体系缺失导致的,而缺乏劳动力权益保护体系的就业是一种不正常的就业。

    新华社成都10月29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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