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阅读，得自由
而35岁的刘平阳，每在深圳开一个店面，都会把自己读过的一些书，放在店里面。“我从来不扔书。”他坐在华强花园租来的房子里说。这些书，为他换来了眼前这堆证书和满脑子的经营管理知识。这些知识，现在每月会给他带来10多万元的收入。
; 今年9月开学时，袁博把那本《辞海》从深圳带到了复旦大学校园。刘平阳则揣着那些能证明他资质的证书，从深圳前往苏州和杭州等城市，他打算在那里开分公司。
他们的故事，都从深圳这座城市开始，并且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词——读书。
认识袁博的人，几乎都知道这个孩子喜欢读书。但很多时候，他会先看看书的价格，“如果太贵了，就在书店里看”。这种习惯始于1999年，那时，他的家境并不宽裕，父亲一边在公司打工，一边还要在假日到莲花山卖风筝。
也是在那一年，湖北省洪湖市的刘平阳来到深圳，但不久，他就被当作“三无人员”抓进了收容所。还没开始施展身手，26岁的年轻人已成为这个城市的“囚徒”。
身份、地位和背景等这些身外之物，就像一条铁链，牢牢困住了这两个人。而像他们一样，怀揣梦想来到深圳的人们，也曾经被这条铁链桎梏。
一个营销策划人把深圳比喻成“天堂加地狱”，“说她是天堂，因为这里无拘无束，是个可以随意做梦的地方。说她是地狱，因为这里竞争激烈，一不小心就会成为落伍者。所以每一个深圳人都要不停地学习。”
袁博的父母早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母亲张梅平时最大的爱好，不是逛街而是逛书店。每年过年，她都会给儿子买500元左右的书作为礼物。
500元钱那时对刘平阳来说，可是一大笔钱。要想从收容所出来，需要交350元钱。这钱是他堂弟从刘平阳的同学那里借来的。只是出来没多久，没有暂住证的刘平阳再次被收容，由于上次从同学那里借的钱还没还，刘平阳的老父不得不从家乡赶来，亲自“赎”儿子出来。
“你这样搞得我们全家很没面子。”弟弟在电话里说。电话这端，刘平阳顿时感到无地自容，只是暗暗发誓，“要给家人把面子挣回来。”
而在书城里面，爱读书的袁博不愿给家人增添负担。他总会在一套《世界动物图鉴》前，停下来小心翼翼地翻看，这套书标价900元。他知道家里没钱，始终未曾向父母开口。但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父亲，还是为他买下了这套书。8岁的儿子为此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的作文《卖风筝的父亲》，发表在深圳一家报纸上。
“那年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袁博买书买了2000多块钱，也是最少的一年。”张梅回忆道。
幸好，这是在深圳。从2000年开始，这座城市每年的11月都被定为“深圳读书月”，期间有读书论坛、辩论比赛、书香家庭评选等各种活动。2005年夏天，新建成的深圳图书馆正式开放。在开馆第一天，正上初三的袁博，便成为图书馆门外长长的队伍中的一员。
在图书馆里躬身阅读的人群中，也常常能看见刘平阳的身影。这个屡屡被收容的外来工，决定通过读书，“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做这个决定时，他正帮人印制和发送名片。为了省下几块钱的路费，他好几次从世界之窗走十几公里回华强北，“看着地王大厦，一直往城里走”。路过天桥时，看到乞讨的老头摇着碗里那些闪光的硬币，他总是会羡慕“里面有好多钱”，还会想到自己“好长时间没看过100块的票子了”。
不过，这个年轻人买书花钱可不心疼，他从书城买回各种实用图书，再到附近的深圳图书馆培训中心报读电脑培训班，在深圳电大报了大专班，先后取得了营销师、公关员、中国职业经理人等大量的职业资格证书与技术等级证书。
也是在书城里，袁博和他的父母常常会各自挑上一购物车书，然后找个僻静的地方，开始讨论最终购买哪些书。上中学后，袁博有了自己选书的权利。而这一家人早已就购书原则达成共识，只要一本书有两个以上的人同意购买，就列为必买书。这一家三口，经常会为一本书，在书城里上演“合纵连横”的一幕。这也给这个经济一度不宽裕的家庭，平添了不少乐趣。
2004年，知识得到极大充实的刘平阳，成为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的一名员工，月收入过万。2007年12月，他被评为“深圳市十大读书成才职工”。那年春节，市工会出钱把他的母亲和侄儿接到深圳过年。看到家人被安排在深圳的五星级酒店，他顿时有一种“衣锦还乡的感觉”，并常把“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挂在嘴边。
中学生袁博，更是在自己的《三岔路》、《杨花为谁飘》、《雾霭中的行船》等一系列中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些用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形象。这个爱读书的孩子，成为学校文学社社长，不仅荣获冰心文学奖，还获得全国高中生物联赛一等奖。
每次在学校开完家长会，张梅总是走得最晚的一个。她常常会被一群家长围住，问袁博都读了些什么书，甚至“玩些什么”。这说起来，就让这个母亲觉得自豪。但这个母亲更觉得自豪的是，无论是10年前家里经济最困难时，还是目前家里经济情况好转时，袁博在读书方面的要求，总能得到优先满足。
当同班同学开始经历高三炼狱时，袁博则早已获得“自由”，他被提前保送复旦大学。但他同时也陷入了新的茫然。“我搞不清楚应该选择什么作为终身职业方向。”袁博回忆道。
恰在此时，妈妈将新买的《辞海》放在了他面前。“一个人可以有很多种能力和潜能，但他只能为其中的一种奋斗。”在书的扉页上，妈妈写下了这段从《读者》上摘录的话。
袁博明白，妈妈是想用这本《辞海》告诉自己“做事情要专一，不要对自己的能力太贪心”。于是，袁博选择了生物技术专业。
命运早已被知识改变的刘平阳，也作出了一个决定。2009年3月，他正式从银行辞职，开始自己创业，说是希望自己的人生“更自由和更有成就感”。
张梅也谈到了自由。她认为深圳这个城市特别适合孩子和年轻人的成长。“自由地成长。”这个女人特意强调道。
她的儿子袁博，在进入复旦大学不到一个月，便从生物基地班转专业到了中文系。
“你真的想好了吗？”周围人问他。
“我真的想好了。”他回答，这种自信，源于10年丰富的读书经历，带给他的判断能力和勇气。
这个大一新生跟同学谈起深圳，最喜欢谈的是深圳的海岸线。因为“它代表着深圳的城市精神”。他把这种精神概括为三个字“很自由”。
或许，正因为10年书香的浸润和濡染，那些喜欢读书的人，才没有沦为青春或城市“囚徒”，他们不仅在深圳这个城市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获得了更具有生命活力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