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之子 大爱无痕
2009年2月6日早晨，寒风凛冽，太行山脚下、滏河岸边，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的男女老少泪流满面，他们自发排成长队，要看他们的“好人”最后一眼，送他最后一程。
“没事儿，没事儿”，很多人至今都还记得他用浓重的涉县口音若无其事地说着。病魔降临后，面对随时可能的死亡，他却总是说，我没有能力决定自己的生命，但我可以在有限的生命里，通过做更多的事情来延长自己的生命。
他就是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委原常委、组织部长王彦生。这位基层组工干部的生命，最终定格在49岁。
为工作燃尽有限余生
2005年夏天，繁忙的工作之余，王彦生常常感到一阵阵头痛。当年7月，妻子、女儿陪他到北京天坛医院检查，诊断的结果仿佛晴天霹雳：脑部左侧基底动脉梭形瘤。
王彦生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据医生分析，这种病就像在脑袋里埋了一颗定时炸弹，着急、劳累、生气或血压升高时，随时都可能引爆出血，从而瞬间夺走生命。王彦生长脑瘤的位置恰好在脑基底大动脉上，做手术，不仅费用昂贵，而且风险特别大，很可能留下后遗症或根本下不了手术台。
做还是不做？王彦生当时内心很挣扎：“做手术据说得花二三十万元！即使手术成功，恐怕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工作，何以报答？现在除了偶有头晕，没别的不好的感觉，说不定还能好好做几年事情。手术还是不做了。”
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王彦生选择了和病魔抗争，和时间赛跑。
奥运安保期间，每逢值班，他都坚持24小时在岗，头痛得实在厉害，就用椅背顶着硬抗，没请过一天病假；同年10月，丛台区选派50名年轻干部赴清华大学参加培训，他亲自带队前往，虽然几次往返于医院和学校之间，却从未耽误过课程；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丛台区街道社区班子开始换届，他长时间扎在社区换届工作第一线，大到选举方案、会议议程，小到会场布置、选票印制，都一一过问。
在外人看来，王彦生就像一台上紧发条的机器，每天都在超负荷运转，只有妻子卢爱花知道丈夫的疲劳程度。多少次，她准备好热水，等着为深夜回家的丈夫烫烫脚、解解乏，可就在她转身端水的一会儿工夫，丈夫已经和衣躺倒睡着了。一天晚上，卢爱花偷偷给他关了手机，想让他睡个安稳觉，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丈夫的责备和埋怨：“万一区里找我怎么办？会耽误事的。”
从知道丈夫得病的那一刻起，妻子的心就一直提心吊胆地悬着、揪着，细心的女儿王玉洁也发现，那段时间，父亲两鬓间的白发增多了，眼角的皱纹也越来越明显。可他还是乐观地将那句“没事儿”挂在嘴边。
“现在看来，病情的结果已经无法改变。就让我把有限的时间用来为党多做些事情吧，这样心里坦然些。”王彦生曾这样向时任丛台区委书记贾宝仓交心。
为了坚持工作，王彦生大把地吃药，办公桌上，衣服兜里，甚至汽车后座上，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药品。2009年2月3日，也就是去世的前一天，王彦生的日程照例排得满满的：上午，参加“履职尽责，勤政为民”主题实践活动考试，然后听取社区换届选举情况；下午，布置街道领导班子调整方案；临下班，他又忍着剧痛看望了丛台区“两会”代表和委员。
2月4日，丛台区政协会议开幕，为筹备大会连续忙碌多天的王彦生感到头痛加剧了。妻子发现他脸色很不好，劝他说：“如果你感觉不舒服，就别去开会了，跟领导请个假，在家休息一天吧。”
“不行，‘两会’一年只开这么一次，我怎么能不去？”
妻子拗不过他，端来早饭。草草吃了两口正准备起身时，王彦生突然“呀”的一声捂住了头，便歪倒在沙发旁，再没醒过来……
在他心中，人品、官德重于泰山
王彦生“请客不到，送礼不要”，这是出了名的。在他工作过的涉县、曲周县以及丛台区，靠扎实工作走上领导岗位的干部有很多，却没有一个人事先从王彦生那里听到过要被提拔的“口信”。
毕竟是“管官儿的官儿”啊。关键时刻，他的一句话，甚至一个眼神，都能“发挥作用”。这样的权力，为什么不用呢？在众人迷惑的目光中，王彦生一次又一次地拒绝着金钱的诱惑。
2007年，一名商人想当丛台区人大代表，由于群众基础较差，提名没有通过。他特意找到王彦生，表示“只要能成事，花多少钱都行”，并当场撂下两万元转身就走。王彦生气愤地站起来，硬是把钱扔了回去。
为了得到提拔，一名干部多次找组织“游说”，打招呼、写条子，打了近两年的“公关战”却一无所获。他干脆直接找王彦生“理论”：“都说你好说话，咋到了我这儿就往死里卡。你难道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吗？”哪知王彦生拍案而起，正气相对：“组织原则不是任意交换的筹码！”
“为人之道在于正，为官之道在于廉。”在王彦生心中，人品、官德重于泰山。他相信，选人用人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用好一个人，会激励一大片；选错一个人，会挫伤一群人”。
“对千里马型干部不亏待，让开拓者无忧；对老黄牛型干部不忽视，让实干者无悔；对包青天型干部不挑剔，让公正者无畏；对智囊团型干部不嫉妒，让谏言者无虑。”为了树立起风清气正的用人导向，王彦生结合多年的心得总结归纳出“四对”原则。
王彦生先后任职的涉县、曲周县、丛台区的干部们，成为“四对”原则最直接的受益者。
2001年，在曲周县委组织部开展的一次干部考察中，一名机关副职干部成了争议的焦点，原因是这名干部虽然工作有魄力，但不太注意说话方式，容易出口伤人。查明情况后，王彦生力排众议，建议县委将他安排到一个条件艰苦的乡镇担任正职。结果短短一年，这名干部就在年底考评中一举拿下了几个先进，而王彦生“慧眼”识英才的传说也不胫而走。
与这名干部不同的是，曲周县委农工委书记贾建章却一度被王彦生“断”了前程。1998年，年仅31岁、任白寨乡党委副书记4年的贾建章，因所辖某村发生突发性上访事件，在基层组织工作年度考核中被末位淘汰到一个偏远的乡镇担任副乡长。垂头丧气之时，王彦生的一席话给了他“卧薪尝胆”的勇气：“作为一名年轻干部，走点弯路很正常。只要你努力，组织上绝对不会放弃你！”
5个月后，县委提前恢复了贾建章的党委副书记职务，王彦生亲自赶到依庄乡宣布县委对他的复职任命。
“东西破了还可以粘起来，人心伤了却不容易恢复。我们是做人的工作的，一定要情字当先，细之又细！”王彦生经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
“只要善为，组织工作的效果最不可限量”
组织工作向来被认为是“不打粮食的活儿”，是为他人做嫁衣，不见功效，不显成绩。而在做了20多年组织工作的王彦生看来，用好一个人，可以安一方百姓，富一方群众，兴一方经济，可以救活一个企业，振兴一个单位，提供上百上千个就业岗位。
“只要善为，组织工作的效果最不可限量。因为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人是最具活力的因素。”曲周县司法局局长张树彩至今仍清楚地记得王彦生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亮明的观点。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多年来，不论身在哪个岗位，王彦生都把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看得重之又重。
1998年，着眼于解决干部队伍能上难下、活力不足的问题，他亲自筹划修订了曲周县干部管理办法，提出“无功就是过，有错就追究，末位遭淘汰”的崭新理念，在全县有效营造起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
2000年，针对部分农村党员存在的党性意识差，不作为、乱作为的突出问题，他提出开展处置农村“五不”党员的工作措施，后来该举措被全省推广。
2002年，立足于规范干部初始提名权，他主持制定了干部职位空缺预告制度，并提请县委开展了曲周历史上首次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实现了从“少数人中选人”到“多数人中选人”的转变。
2003年7月，调到丛台区工作的王彦生上任后不久，又创新性地开展了“领导联社区、部门帮社区、干部驻社区”的“联帮驻”活动，真正发挥了社区“服务站”、“稳定器”和“连心桥”的作用，密切了干群关系。
他哪来这么多的新点子？大家都很奇怪，直到有人发现那个早已是尽人皆知的“秘密”。
王彦生不擅交际，却酷爱读书，而且看的书很杂，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又有文学艺术方面的。当时他居住和办公的曲周县委大院里的人都知道，王彦生的床是两用的，除了睡觉，还扮演着书柜的角色。
大家都知道的，还有王部长生活上的简陋。一件从涉县带来、陪伴他多年的绿色军大衣，一件印有“涉县县委组织部七一表彰”字样的背心，竟成了王彦生的标志性服装。每次出门办事到了饭点儿，不是托辞离家近回家吃，就是和司机路边一碗拉面打发了。
后来，因为有了电脑，王彦生才终于“时尚”了一回，成了当时曲周县最早使用电脑的县级领导干部。
上世纪90年代，在很多人对电脑和网络还比较陌生的时候，凭着一台自费买来的二手电脑，王彦生“自学成才”，不仅能够熟练操作，后来又开了博客，并有了QQ号。
“看广播电视常开新闻频道，参加会议要认真听取上级报告，开博客常与‘能人’聊聊，出公差常到先进地区跑跑。”开阔了眼界，王彦生的步子迈得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