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
通常我们拜读的文人传记无非三段论：生平，从生到死，流水账，年份日期在字里行间扎眼地此起彼伏，以示精确，令人眼晕。你只能看到这个人一辈子做了哪些大事，关节和肯綮处被放大和上升到非神即魔的地步；然后作品分析，拿着研究者的显微镜作专业阐释，一部部作品轮着来；最后一部分，通常是传主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接受史。如果是中国学者所著，那肯定会不厌其烦地从传主第一篇被翻译进国门的文章说起，浩浩至今，这一段之所以能够和作品论一样详尽，是因为这是作者做博士论文时的必要环节，可以顺手剪过来就用。
《波伏娃：激荡的一生》的细节能够深入到日常生活，深入到晚餐的罗宋汤和圣诞节一大早传主夹在正在阅读的荷马史诗中间的那枚画着中国屏风的蓝色书签。当然，罗宋汤和蓝色书签并非杜撰，作者可以向你提供相关证明。我向来以为，传记之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是：日常生活的还原程度—再伟大的人也有平常时候，这一刻才更接近他本人。传记的任务正在于把传主从金光闪闪的偶像降低到一个人的高度。
接下来可能出现争论，传主本身的日常生活是有差异的：博尔赫斯大半辈子都坐在图书馆里，生活缺少重大曲折的起伏，描述起来很可能乏善可陈；而巴尔扎克和波伏娃，一生跌宕。时光的每一个褶皱里都壅塞了收拾不尽的段子。他们伟大的一生都无需修辞来改造，照抄下来就是一部离奇的小说。这说法看似理直气壮。小说中也有一个题材优势论，但题材本身并不能决定作品是否伟大，有跌宕起伏大开大合的琼瑶，也有故事平坦缓慢至于不动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二者相较，应该还是能够说明点问题的。也就是说，外在线条固然重要，内在的涵蕴才是根本。当然，二者兼具那算是天时地利人和都齐了。
波伏娃堪称此类典范，该有的都有。女人一辈子过成她那样，尊望如英王伊丽莎白者也该望尘莫及。这女人实在是太有戏了，以聪慧、才华和相貌论，20世纪的巾帼英雄满可以数出来几位，要论及思维之偏执、行事之出位、情感之复杂、生活之勇气，大概无出其右者。难以想象高雅、绅士、淑女成了规矩、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上个世纪巴黎，一个女知识分子胆敢惊世骇俗至如此，顶着荡妇、异教徒、败类和女流氓之名，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些罪名中的任何一个，良家妇女都得压弯了腰，但是波伏娃挺住了——你们说你们的，我干我的。她只做她想做的事，她坚定地做她认为值得的事。所以她和萨特一生不离不弃，所以她可以与博斯特、尼尔森·艾格林乃至和小自己17岁的克劳德·朗兹曼相爱，所以她可以接受萨特一茬茬的小情人奥尔加、万达、米歇尔·维安等等并和她们和平共处，所以她和萨特可以不厌其烦地组建一个个“三人行”，所以她可以把女人的性欲在著作里充分彻底地展示出来，所以她可以满世界乱跑冲在国际政治的第一线。
她永远都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她的头脑像哲学著作一样条分缕析。传记里大量化用了她的日记和回忆录，从中我们看见这个曾经站在阳台上窥探巴黎咖啡馆和街道的女孩子是如何一步步勇敢地走到世界上来——“勇敢”这个词对波伏娃也许不甚恰切，她在走向世界之前从来就没有刻意振奋胆量，她对世界的敞开和深入完全顺其自然，她不过是在尊重自己，尊重女人作为“人”的权利。让那些被建构出来的庸常的“女人”见鬼去，我们可以和男人一样承担行动的责任——“介入”。这也正是波伏娃的魅力所在。想想超级花心大萝卜如萨特，都能一生对她不离不弃，再想想五湖四海的人民群众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女人痴狂和喊叫的壮观场面，你就知道，在文学和哲学之外，她另有魔法降伏众生：用她的精神，她的“波伏娃主义”——此“主义”非关理论，而是实践和精神，她让整个世界意识到，世界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
《波伏娃：激荡的一生》
［法］弗朗西斯、贡蒂埃著 唐恬恬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