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稼地”里“长”出来的好记者
他就是52岁的大众日报社记者陈中华。
面对众多同行的集体采访，陈中华说：“记者是我最喜欢的职业之一，写作则是我的人生中迄今最喜欢的一件事。”
“只有真正热爱这个职业，才能乐此不疲”
陈中华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先是任新华通讯社山东分社记者，后长期担任山东省作协《作家报》副总编辑。1998年年底，省级媒体整合，《作家报》并入大众报业集团，他也随之进入大众报业集团所属的《农村大众》报，干起了普通的一线采编工作。
这一年他42岁。从领导干部变成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岗位“落差”不小。但陈中华很快进入了职业状态。
当时，土地承包问题是农民反映的热点，报社一段时间内，陆续接到读者反映69次（封），陈中华约同事张天银一头扎进了乡村院落。一个多月，他们搭长途车、蹭农用车，甚至靠两个脚板，深入全省近20个县的30多个村庄，采访了几百名农民及镇村干部，写出了系列报道《农村土地承包问题调查》（6篇）。这组稿件后来获得山东省好新闻一等奖，人们对陈中华刮目相看。
2003年，陈中华调到《大众日报》政教中心，仍然是一名普通记者。分口时，他说：“我不需要跑多少口，但我想跑的口一定要有‘腿’。”他所说的“腿”就是要延伸到基层。
2008年，他采访济南供热，因为话题敏感，供热站领导不仅在电话中婉拒采访，还特别叮嘱门卫，对出示记者证的，不允许进入办公楼。碰了钉子的陈中华，在办公楼外无计可施。
正在这时，他看到一位送外卖的向门卫出示了一下证件就放行了。等人家出来时，立即追上去问：“你那是什么通行证？”
人家一笑：“只要说是送外卖的，出示一下身份证就行了。”陈中华心头一喜，第二天一大早，他骑着电动车赶到了供热站，果然凭身份证“混”进了办公楼。等了近两个小时，当供热站领导出现时，陈中华凑了上来：“主任，来得这么早啊……”供热站领导被他这种劲头感动了，破例接受了采访。
陈中华有个采访本随身带的习惯，饭桌上、汽车里、漫步途中都是他采访的场所，常常是走路、坐车、吃饭时还在记录。他的采访本两面用，正面是采访的素材，背面则是所思所想。10年来，他存下了36册采访本，写下了120万字的采访笔记。
不是特殊情况，陈中华不会采用电话采访的方式，而是一定要去现场采访。“多年形成的习惯，不到现场采访，我就心里发虚，写稿就难。到了现场，写稿就得心应手，那些生动的细节，那些真切的感受，是怎么编也编不出来的。”他说。
对于名利得失，陈中华看得很轻：“新闻工作不仅仅是个谋生的饭碗，也不应是谋求提拔的敲门砖。衡量新闻工作者是否真正实现了自我价值，不在于别的，就体现在好稿子上。若想干好记者，必须真正热爱这个职业。也只有真正热爱这个职业，才能乐此不疲。”
“我要活着，哪怕做个残疾人也好——只要能继续写稿”
2006年6月，陈中华被查出患了鼻咽癌，住进了山东省肿瘤医院。但他床头依然摆着书，枕头下放着采访本。
放疗的第九天，老陈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绝望，他的日记上第一次出现了由他口述、妻子记录的一句话：“我可能熬不过去了。”
领导和同事给喜欢看书的他送来了《笑的历史》，鼓励他与病魔抗争。
村干部乔永贵来了、兽医周现芝来了、农民律师周广立来了……不断有陈中华的农民兄弟来探望他。
莘县农民史朝旭看到虚弱憔悴的陈中华，好半天一句话不说，一直掉眼泪。这个身高一米八、体重一百公斤的汉子最后哽咽着说了一句话：“如果能替你死，我就替你死，你活着能干很多好事。”
陈中华曾三次到莱州市的王家村，采访村民最关注的土地承包权问题。得知陈中华患病后，村民们连续两年用农用车拉苹果来看他。
农民兄弟的言行打动了他的心。“我欠他们太多。”陈中华说。他又开始构思文章，琢磨线索。
观察病友，记录农民看病难、医患关系的素材……他的采访本上又出现了一个个选题：《提高癌症治愈率，基层医院亟须规范》、《专业医疗陪护需要大量增加》……
因为脑子里还有许许多多题目等着去采访，因为采访本上还有好多好多新闻素材需要去整理，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活着，哪怕做一个残疾人也好，我也要继续写稿。”
陈中华挺了过来。2007年，结束治疗的陈中华回到报社时，体重下降了20公斤。领导、同事都关心地说：“该好好歇歇了。”
陈中华目前所在的《大众日报》特派记者组，又称“重点报道组”，主要从事战役性报道，多属大活儿、重活儿。出于对他的关心，几次集体采访领导都没让他去。在一次安排出省采访任务时，老陈终于忍不住“发火儿”了。
这次任务，是采访全国几个省市乡村民居改造的先进经验。任务分配完毕，老陈的脸沉了下来：又没有自己！他立即追问：“为什么没有我？”不听部门领导的解释，老陈越说越急：“没有工作干，我心里着急，身体不是会更糟吗？！”
最终，他争取到了这次采访，光药品就装了半个行李包。他和同事逄春阶赶往天津小站镇采访。陈中华一天内突然两次流鼻血，这是鼻咽癌的主要症状之一，很可能是旧病复发的征兆。逄春阶要他马上去医院，陈中华把卫生纸塞进鼻孔，说：“没事，咱们走。”
2008年，因为稿件数量和质量名列前茅，陈中华成为大众报业集团“十佳记者”第一名。
在工作中，陈中华度过了他两年的癌症康复期。
“他一直和老百姓心连心”
新闻这棵参天大树，只有深深扎根于生活、扎根于群众之中才能枝繁叶茂。陈中华的老领导魏绪玉说：“陈中华的心一直和老百姓连在一起，这个好记者不是‘树’起来的，是自己从庄稼地里‘长’出来的。”
陈中华写过很多浙商的稿子，于是，有人托他拉浙商的广告，有人托他请浙商投资，有人托他以便宜价格买浙商盖的房子，全被他拒绝了。他说：“我跟踪浙商就是为了写稿子，凭我不喝酒、不贪利、不拉广告、无丝毫商业动机的地道认真的职业精神，才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作为省报记者，他与最基层的群众打成一片，他的笔触对准的大多是社会中的底层人群，他唯一一本新闻作品选集，被他定名为《弱势族调查》。
“这些稿子如果有一点是自己最满意的，那就是它们都是‘我要写’而不是‘要我写’的。”陈中华这样总结。
2001年春夏之交，鲁西某镇发生了一件事镇村干部以收押金方式，强令农民改种一种他们从未种过也不会种的农作物。陈中华接到电话反映后，当天就赶去采访。采访一整天后，他本欲住在给他作向导的农民家。但走进农民家中时，他一下子愣住了：原来，这位农民的母亲已是癌症晚期，家中就一张床，平时母子俩挤在这张床上，今天来了客人，只好3个人挤在一起了。陈中华不忍心给人家再添麻烦。
向导于是找来本村的父子俩，开着拖拉机送老陈。拖拉机的灯坏了，父亲开车，儿子站在车上用手电照明。
分别时，老陈拍了拍向导：“兄弟，我在你家墙上年画后面塞了一百块钱。”
回到济南当天，他就写出了调查报道《逼民富何太急》。稿件发表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为一镇农民解决了难题。
“我是一个心怀理想的人”
在陈中华看来，新闻工作者应该把自己的工作与党和国家的大局、与群众的喜怒哀乐紧紧联系起来。他说：“我是一名记者，我有责任把在基层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及时报道给读者，反映给领导。在探讨中国改革的路径上，记者责任重大。”
陈中华近几年的调查报道，多是对各类问题的“看法”。他写下了大批具有前瞻性、启示性的报道。
2003年10月16日，他在采访笔记中写道：“大批青年农民涌入城市打工，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作出了贡献。但这些低文化、低技能而又只能获得低报酬的青年民工年龄日益增大，无法在城市立足，当是政府及社会应及早重视的问题。”
“阶段性或称暂时性的超高速经济发展及民工的年轻化暂时掩饰住了这一危机，而我一直为此忧心忡忡。试想一下：如若有一天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因某种原因大幅放缓，劳动力出现大规模过剩，当下这些靠吃青春饭的民工已不再年轻，其工作岗位被更年轻的一代打工者顶替，他们的土地业已在工业化过程中丧失殆尽，回农村老家已变成不可能，被迫沦为城市下岗职工，但他们是无住房、无积蓄、更贫穷的新一代下岗职工，他们将成为这个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所以，我们应早早地予以重视，早早地采取措施，早早地稀释这些影响未来社会和谐稳定的负面能量。”
采访后他写出报道《不能靠吃青春饭》。
2005年7月，济宁市政府投资建设了153套廉租房，租赁给市内特困群众居住，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在当时一片“住房须完全市场化、政府不必盖房搞租赁”的舆论热潮中，陈中华不跟风，不起哄，撰写了视角独到的调查性报道《廉租房建设为什么叫停？》
2007年上半年，当得知青岛市在全国率先由政府投资大面积建设廉租房的线索后，他又及时写出了《青岛：政府也要当房东》。2008年年底，国家及各地政府都逐步修订或颁布有关措施，将建设保障性住房作为新形势下民生工作的重点，从这件事上不难看出陈中华敏锐的前瞻性。
陈中华说他的这一生被新闻、文学包袱压得太重。老婆数落他“固执”，他说：“我这是守我的理想，我少年、青年时的理想，我一直很执著地守着它。回忆自己这二三十年，倏忽而逝，我时而为空守了一生什么也未做出而伤感，但更多的是满足，满足于自己的执著。”
本报济南11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