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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月9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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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撼动华尔街的高薪文化

■张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9-11-09    [打印] [关闭]

    贪婪的华尔街

    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华尔街是无数精英人士梦寐以求的工作高地,而作为回报,便是华尔街所提供的高额薪酬机制。在短期目标商业价值观的驱动下,华尔街人也热衷于高投入高回报的游戏,资本的本性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赌局,奋不顾身的冒险以获取高额报酬成为流行不衰的时尚。

    按照常理,金融业管理人员在创造了显著业绩的基础上获得高额的奖励与花红无可厚非,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即使是在满目疮痍、血流成河的金融危机期间,华尔街仍然在上演向高管人员慷慨派发惊人红利的闹剧。美国监管当局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23家金融机构在2008年向员工支付的奖金高达1170亿美元,其中,花旗21名高管获得了平均每人1860万美元的奖励性报酬,美国银行向13名高管支付了2.278亿美元的奖金薪酬,摩根大通奖金超过100万的员工人数达1626人,高盛前200位员工总奖金达9.95亿美元,摩根士丹利前101名员工获得了5.77亿美元的奖励。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即使是由于经营不善而在危机之中身亡毙命的投资银行也抢在最后的关头向高管与员工毫不吝啬的派发了大大的“红包”。雷曼宣告破产后,雷曼纽约办公室的1万名员工分享到了25亿美元的红利;无独有偶,被美国银行兼并的美林公司依然有700名高级主管每人至少分到100万美元的红利。

    倘若没有联邦政府大规模的金融援助,倘若没有美国纳税人资金在危机关头的慷慨“输血”,这些金融机构恐怕还会在金融风暴的冰天雪地中苦苦挣扎和煎熬。也正是仰仗着政府的庞大援助资金和近乎于零的基准利率,华尔街金融公司才得以大量低价买入和投资金融资产并能获取高额回报。依此观察,贪婪的华尔街的确到了自爱自重的时候。

    强硬的华盛顿

    华尔街金融公司被看作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作为市场监管者的政府和已经付出无谓牺牲的民众却不会放松紧绷的神经和警惕的眼光。一场以强化金融监管为主要目的的变革运动在美欧各国蔚然掀起,而且华盛顿将主要的矛头对准了华尔街的薪酬制度。

    观察发现,从美国国会到美国政府,从美联储到美国财政部,官方各个层面在2009年中针对金融行业薪酬制度而出台的限制性政策与行动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

    ——2009年2月,美国国会进行薪酬限制立法。

    ——2009年6月,成立限薪专门机构。

    ——2009年7月,增大股东对薪酬的约束力量。

    ——2009年10月底,美国政府出台了正式的“限薪令”。根据美联储的“薪酬指引”要求,28家大型银行自行设计不会引发过度冒险行为的薪酬计划,但有关薪酬计划要得到美联储批准才能实施,同时,“薪酬指引”还将涵盖其管辖内的近6000家银行,其中包括并未接受政府救助的银行。而按照财政部的“减薪计划”,接受政府金融救助的7家企业包括美国银行、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银行、通用汽车、通用汽车金融服务公司、克莱斯勒公司和克莱斯勒财务公司的25名高管的工资削减90%,包括各种补贴、分红在内的总薪酬须削减一半;不仅如此,七家企业的175名高层执行人员的现金酬劳将被股票取代,而且这些股票不准立即出售。

    薪酬谁说了算?

    美国政府对待华尔街高薪酬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高压姿态招来了金融界的非议与责难,其主要攻击目标是政府不考虑华尔街的商业需求而频繁插手金融企业的薪酬分配,必然带来金融人才的流失和华尔街金融竞争力的下降。因此,无论是美国学术界还是实业界,人们目前正在思考的问题是,华盛顿究竟有没有资格插手华尔街的薪酬安排,薪酬活动究竟由谁来主导?

    从理论上来说,市场首先应当是决定薪酬的基本力量。按照经济学原理,价格机制是使得市场能够有效运行的最重要条件之一。通过价格调节,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会达到自我均衡,并最终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是,“无形之手”不见得总是有效。一般而言,企业都按照高管们供职其所创造的价值来确定薪酬,但对金融机构来说,特殊之处在于其制造和发行的金融产品的长期价值难以确定。例如,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几年,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都竞相提高资产的杠杆化程度,热捧那些复杂的金融衍生品,短期里,这些金融业务也确实给华尔街各大金融机构创造了巨额的利润,高管们都获得了天价的薪水和奖金。但是如果从更长期来看,包括在金融危机中这些华尔街巨头资产负债表上的困境和利润表上巨大的赤字,当年金融高管们所创造的价值可能要大打折扣。因此,如果仅仅按照短期的市场效果来确定高管薪酬水平显然失去了市场所要求的本来之意。

    长期派发高额薪酬的华尔街遭遇到美国政府的强力干预与挑战,意味着盛行已久的华尔街薪酬制度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颠覆和洗牌,同时也预示着整个美国金融业甚至其他行业的分配制度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革。

    然而,笔者认为,由于体制的约束,美国政府作用于华尔街薪酬的系列变革行为未必能够产生十分理想的效果。制度创新永远是经济变革的根本。只有改变金融企业在整个美国经济活动中的地位,让金融企业只处于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状态,而不是主导所有经济活动,不被看成是最重要的发财手段,才有可能最大程度地遏制华尔街的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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