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道德义愤变成一种伪善
查《广州日报》，其报道引述小俊玩伴的话说，当时“路上还有几个大人，可并没有伸出援手”。记者只是在报道中，顺便提了这么一句，恰有几个大人在旁且未伸出援手，也是事实。两名绑匪骑摩托车来，抓起小孩一溜烟就跑了，有可能几个大人根本没反应过来。除了“客观报道”，记者也未作评论。
但以“路人无一施以援手”为标题，作为对整个事件的画龙点睛，道德评判就非常明显了。言外之意，路人本应该见义勇为，施以援手。有人骑摩托车掳人，只在眨眼之间。在这眨眼之间，要路人回过神来扑上去制止，意味着人们得时刻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对于太平盛世的人来说，这显然是一种苛求。
突出“路人无一施以援手”，或许只是标题党的惯用手法，但在当下有关人身财产安全的突发事件报道中，它又是一种“老调”，时不时在人们耳边回响。比如今年8月，成都“美女村官”车娅婷街头被殴致死，媒体报道“群众冷漠围观”。前不久古城荆州三名大学生勇救落水小学生而牺牲，也有媒体以标题报道“英雄大学生出事时百人围观”。
报道“群众冷漠围观”，目的应该在于引起道德义愤，形成一种见义勇为的社会舆论。这是类似报道的好处，也意味着道德义愤有其积极意义。但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如果道德义愤泛滥起来，本身就说明我们的社会道德堪虞。大家都有道德义愤，但按照媒体报道的口径，大家又总在“冷漠围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一边对别人的“冷漠围观”道德义愤着，而自己也“冷漠围观”着呢？
道德义愤占据道德的高度，但其中的义愤也许意味着，我们以狂热或偏见代替了现代社会特别需要的理性。围观一般被称为“冷漠围观”，但“围观”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有人落水了，需要有人见义勇为，但并不需要上百人一齐跳入水中，这时候必然有人“围观”。有人水性很好，但不救人，他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但有些人确实不识水性，“围观”只是他的一种本能的人性反应。
当人的生命及各类财产遭遇危险，我们如何来应对？道德很可能是一个次要因素。在现代社会，我们首先是通过国家以法律与司法等提供制度保障，其次是由公安机关等提供及时服务。即使有民间救援，也在一定程度上组织化、专业化了。保安公司，现在是非公共空间安全的保卫力量。志愿者组织，活跃在救火、海上救援、滩头救援等现场。这是社会的一种理性化趋势，它逐渐减少了社会对见义勇为的需求。
我到荆州大学生救人现场采访过，发现百米外的江岸上就是“水上救援基地”，那里有冬泳队员和成堆的救生圈。而在江滩上，政府除立了一块“此处经常淹死人”的恫吓牌外，并未提示人们如何求救。在现场可以强烈地感到，需要改进的只有两点：一是政府加强安全设施的建设，二是学校加强安全教育，教给小学生安全知识，教给大学生救生与救人的方法。
在现代社会，道德跟以前一样，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粘合剂。我们应该提倡见义勇为，但所谓“围观”也应当是被允许的，不可能所有人都时时处处见义勇为。特别是，我们不能让道德义愤淹没了社会理性，使我们偏执于人的美德，而忘了与安全有关的制度与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