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把暗访也扣上钓鱼执法的帽子
世间最大的冤屈莫过于诬陷。钓鱼执法的非正义性不只在于手段如何、目的怎样，而在于公权恃强凌弱，与私权进行不对等的博弈。换言之，不要说查黑车，随便查查公民某种悖逆公序良俗的行为，只要公权伸出钓钩，往往一钓一个准。在这个问题上，普通公民没得选择，只有被钓的份儿，这种诬陷是无可规避的。反之，如果是私对私——比如记者暗访，或者私对公——监管部门装作是普通民众抽查职能工作，则同样的手段与目的，就不能称之为“钓鱼”。道理很简单：这些“鱼饵”对行为主体不构成诱惑力，也没有胁迫力，充其量只是参与、见证或者重现事实而已。
正因如此，北大医院教授死亡事件后，当事方发表声明称，央视记者采访使用暗访曝光涉嫌钓鱼，一时舆论哗然。公众不只在追问事件背后的真相，更对当事方认定媒体“涉嫌钓鱼”的逻辑大跌眼镜。记者暗访是正当采访权的一种表现形式，你可以说它失真或夸张，却无可认定其钓鱼。同样，社保局对社康中心的暗访，也是监督检查的一种合理形式，你可以认定其手段或方式上存在瑕疵，却无法将其归入钓鱼执法行列。因为在这一类问题上：一方面，暗访是以私权的形式合理出现，创设了一般性的生活情境，没有动用公权力逼其就范；另一方面，暗访的手段合法，程序基本正义，目的也有助于增进公共利益，与社会道德并不悖逆。更为关键的是，暗访的对象是区别于一般民众的主体，它们或者是公权部门，或者拥有特别话语权，最需要监督，而“明察”又显然发现不了问题。
对待普通公民，法治社会讲究“疑罪从无”的道理，即首先应该假设大家都是好人，判定其有罪，需要笃实的证据，而不是创设证据；对待公权力，民主政治上有个“无赖假设”，即在设计制度时必须把公权关涉方都假定为“无赖”，从而设计更优良的制度，使得私欲和丑行得到遏止，捍卫公共利益。这也是制度优于人性的基本道理。
当然，我这么分析，并不是说深圳社保局的暗访就横竖有理，具体是非可以辩论，但其暗访权力与行为的正当性与正义性是无可置喙的。我们要警惕行政执法中对普通群众的“钓鱼”行为，但同时也得理解社会监督对公权与特殊领域的合理暗访——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共同取向都在于规范权力、保护公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