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年后，在“策划创意”已成产业、“形象代言”比比皆是的中国，那幅照片的经典地位，仍然铭记于心。

    铭记于心的形象，“代言”的是一项特殊“工程”。

    18年前，大别山腹地的5月，羊肠小道上平常的一个清晨，8岁的苏明娟和她的5个同学像往常一样走在上学的路上。不平常的是，孩子们与40岁的北京汉子解海龙在路上相遇了。

    解海龙跟着孩子们走到学校，走进教室。陌生人的到来引起一阵骚动，他手中那个奇怪的机器更成为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村小学学生们眼中的谜。

    当过兵当过工人的解海龙，当时任职于北京崇文区文化馆。这个当初为买相机差点给老婆跪下的摄影迷，怀揣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介绍信，矢志要把中国的穷教育装进镜头，告诉更多的人。

    解海龙与苏明娟的偶然相遇，留下了一张后来被称为“大眼睛”的照片，风靡全中国，成为中国最知名、最动人的公益事业——希望工程的标志。

    解海龙后来回忆说，苏明娟是那群孩子中最小的女孩，“她的眼睛明亮、专注”。摄影师远远地看着苏明娟坐在光线昏暗的课堂上，用长镜头拍下了她。苏明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解海龙也不会料到那次定格会成为永恒的经典。

    那双昏暗处明亮的大眼睛，纯真与渴望中，透出一丝惊恐，如同一种无言的诉说：农村的贫困、教育的贫困是如此的触目惊心。

    从此，每个对视“大眼睛”的人，都感受到了灵魂的震颤。

    从此，“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这个中国小姑娘的“大眼睛”，连同一个叫邓小平的中国爷爷的题词，一起成为“希望工程”的标志。亿万颗明亮的心共同寻找明亮的希望，汇成永不熄灭的灯光，照亮脚下的土地。

    诞生于1989年10月30日的希望工程，到今天已经走过整整20个年头。

    一座座崭新的校舍，一双双援手，一笔笔善款，不仅铭刻着希望工程对中国农村教育的贡献，也激发了中国人的慈善爱心，推动着中国公益事业的勃兴。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什么比明亮更能给人以希望，没有什么比灯光更能给人以力量。

    希望工程，是明亮，是灯光，牵引着一个民族的心随希望而动。

    20载春秋，写下的故事，温暖而美丽。

    历史之维

    希望工程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公益史的奇迹。回眸历史，一深一浅的脚印清晰可辨，或喜或悲的故事难以忘怀。孩子那忧郁而渴求的眼神让人有锥心之痛，适龄儿童贫困群体的存在让教育公平蒙羞。改变现实，马上行动，一个公益机构的信念，正是一个民族的信念。

    破茧而出正当其时

    虽然家境贫寒，求学路上艰辛，但能坐进教室，拿着书本被摄入镜头，18年前的苏明娟，在中国贫困的乡村，其实还是一个幸运的孩子。

    要知道，在她身后，因为贫穷跨不进校门的孩子，是一个庞大的群体：1990年统计显示，这个数字超过100万。

    按照中国当时的贫困线标准（1985年中国确定人均年纯收入200元作为贫困线，此后根据物价指数，逐年微调。2008年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785元，目前为1196元），1993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8000万（截至2008年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尚有4007万人）。2005年前,在这些贫困家庭，每个适龄儿童入学，每年还需交纳40—50元的书杂费，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民以食为天”，在吃饭和读书不可兼得的境况下，只能是放弃后者。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标语醒目地刷在不少农村临街的墙面上，但基础教育投入偏少也是不争的事实，分在农村学生的头上就更少了。

    另一个更为严峻的背景是，中国农村在经过上世纪八十年代土地承包经营改革的高潮后，发展一度进入瓶颈期，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剪刀差，致使农民增收困难。上学、看病成为农民肩头难以承受之重，贫困山区的情况更超出了城里人的想象。作为一种存在，他们是那么的隐忍那么的卑微，生存困境几乎很少被外人知晓。

    人人生来平等，但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短期无法改变情况下，生在贫困乡村的孩子，与城市的花朵们所分享到的教育资源，有如天壤之别。

    如果教育这个最能改变命运的渠道被堵死，那就意味着“穷二代”“穷三代”将是一种残酷的宿命。

    同一片蓝天下，不容教育起点的不公。

    正因为如此，在传统中国，发端于孔夫子的“有教无类”，就体现出一种纯朴的教育公平思想。在现代西方，哲学家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一项原则，即应利用“差别原则”和“补偿原则”帮助弱势人群改变不利地位。

    中外法律也把受教育权作为不可剥夺的神圣权利。我国《教育法》第一章第九条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把“受教育权”确定为一项基本人权，规定“不论什么阶层，不论经济条件，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贫困和教育落后是一体两面，而且极易造成恶性循环。贫困直接制约了教育的发展，教育落后又成为贫困地区不能脱贫的重要原因。这个怪圈要打破，首先需要政府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等方面设施的投入。

    但人类有史以来，教育不只是政府包办，民间从来就有着巨大的能量可用，尤其是在政府财力吃紧的时候，更应唤醒、动员民间力量，共同改变贫困乡村的教育落后局面。

    希望工程的创办者们，发现了这种力量，也找到了动员这种力量的路径。

    1989年10月30日，刚刚成立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宣布：面向海内外募集捐款，设立基金，开展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活动，实施希望工程。

    而一年前中国刚刚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基金会的立法，该管理办法第一次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了基金会的法律性质和地位。

    一方面是大量的失学儿童群体存在，一方面中国有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愿意贡献力量却捐助无门。希望工程的破茧而出，可谓正当其时，它将贫困、儿童、教育三个最令人关注的点集中在一起，并满足了全社会对公益事业的需求，因此甫一诞生就受到全社会强烈的关注。

    1989年10月，河北省涞源县桃木疙瘩村小学的张胜利等13名失学少年成为希望工程的首批受助学生。1990年5月19日，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省金寨县落成。经过20年的建设，在西部，在老区，在边远的山区，在少数民族地区，在很多很多的农村，希望小学成了现在村子里最好的房子。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截至2009年9月,10万元起步的希望工程，已募集捐款56.7亿元人民币、资助学生346万、援建希望小学15940所、为56000余名希望小学教师提供了培训、建设希望工程图书室 14000个……

    “有爱就有了一切”

    10万元注册起家的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几乎是零起步。

    钱从何来？当年，中国青基会工作人员的募捐筹资“点子”，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原始”，比如从新华书店买来《邮政编码大全（工业企业卷）》，按照上面的地址向全国工矿企业发了13万封募捐信；比如，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多家媒体陆续刊登希望工程的公益广告（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个公益募捐广告）。

    没想到，“原始”的“点子”，却应者云集。

    1989年10月15日，著名女革命家、93岁的帅孟奇老人在得知希望工程即将启动的消息后率先捐款2000元，成为向希望工程捐款第一人；

    1989年11月1日，天津塘沽区实验小学学生周桐将自己准备买变形金刚的27元零用钱捐给希望工程，成为第一个为希望工程捐款的小学生。

    应者云集，是因为贫困地区孩子们渴求知识的双眼，让人心痛，让人心动进而行动。

    “大眼睛”照片的劝募效应，就足以证明。此前，希望工程开始两年多的时间内，中国青基会收到的捐款只有1200万，到1992年年底8个月的时间，收到的捐款超过了一个亿。苏明娟被众多爱心人士点名资助，汇款单上经常写道：请把钱转给“大眼睛的小姑娘”，命运被改变的还有“大鼻涕”、“小光头”（解海龙照片中的主人公）等等。

    孩童的苦难让人不忍，真实的贫困刺痛每个人。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希望工程的了解，涓涓细流汇成了爱的大潮。无论政府还是民间，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从国家领导人到将军，从老人到小孩，从工人到农民，从名人到服刑人员……

    除了为希望工程题词外，邓小平同志还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名义捐款，他高瞻远瞩的看法时刻警醒着后人：“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的问题解决好。”

    江泽民、胡锦涛、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希望工程题名、题词，带头捐款，对希望工程寄予厚望。

    一生歌颂母爱和童真的世纪老人冰心把稿费捐了出来，她对希望工程的负责人说：“教育搞不好，人没有文化，国家会越来越穷。”

    “有爱就有了一切”，也是她曾说过的话。

    贵州窖子山煤矿有242个犯人寄给青基会1106块，他们每个月有五块钱的零花钱，这是每人三块、五块凑出来的钱。他们说：“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人，不希望小弟弟、小妹妹再像我们似的，因为没有文化成为法盲而导致再去犯罪，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能上学。但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我们是犯人。”

    “希望工程”这个名字是金牌子，甚至能起到净化灵魂的作用。小偷一听，手都能缩回来。

    无数的解海龙们应运而出，他们用各种表现形式推动着希望工程，张艺谋电影《一个也不能少》、何建明的报告文学《落泪是金》、宋祖英演唱的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等一大批文艺作品深深打动着无数人的心灵。在河北，曲阳农民摄影家刘向阳等一大批民间慈善人士，也像解海龙一样，拿起相机，多少年来一直坚持关注那些山里的孩子。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反之亦可成立，让每一个少年都能幸福地读书，快乐的成长，这关系国家的未来，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每个成年人的担当。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希望工程，将中国贫困乡村的教育落后现状，真实地呈现在国人面前，在唤醒爱心的同时，也让整个社会不敢坐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在公平公正、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下，进入新世纪以后，彻底解决农村教育滞后的各项德政相继出台，两免一补，从西部，一直覆盖到全中国。

    但希望工程，开始了的脚步不会停歇，也不能停歇。因为仍然有对知识的渴望无法靠自身的力量满足，仍然有新的问题导致孩子在校园外流浪，比如“留守”儿童的增加，比如城市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等等。

    于是，中国青基会适时将公益触角转型调整，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有书读到读好书，对教育，对祖国未来的公益投入，成为一个机构不变的追求。

    社会之维

    作为中国社会参与面最为广泛的公益事业，希望工程对于社会的影响远不止救助特定数量的农村贫困家庭的孩子，它对于推动公民互助风尚的形成，对于中国扶危助困传统精神的光大都厥功甚伟。不知“希望工程”的人很少很少，施以援手的人很多很多。

    爱的循环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风行一时，社会学家晏阳初当初提出，“愚、穷、弱、私”是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解决办法就是提出文艺、生计、卫生、公民的“四大教育”和学校、社会、家庭的“三大教育方式”。

    现代公民社会里，不仅个体追求自身的自由与尊严，公民守望互助也同样弥足珍贵，它体现的是公民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温饱已经不再是主要问题。但是，在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下，人们的精神世界或者说道德价值体系正在遭受严重的侵蚀破坏。唯利是图、信用危机、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乃至贪污腐败之风已是不得不面对的严峻现实。

    希望工程拨动人心的善良与柔软，也成为抵挡人心堕落的长城，每一颗爱心就是一片绿地，连接起来就能将荒漠逼退。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救助别人让社会更加和善，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是受益者。

    在我们接触到的爱心人士中，相当一部人都有过被他人接济的经历，中华民族也早有“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传统。爱心传递爱心，感动催生感动。这种“传染”让人对生活产生美好的体验，对人生充满信心，对社会感恩，对他人友善，这是一个社会和谐的基础。

    有一位年轻的母亲抱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到青基会，以孩子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款。她说，这样做是为了从小就在孩子心里播种爱心。这是现实故事，也是爱的寓言。

    2003年，“大眼睛”苏明娟考入安徽大学金融系。入学一个月后，她请求终止“希望工程”对自己的资助，凭自己的能力完成学业，并开始勤工俭学来解决自己的生活费——不仅当过售楼员，还在北京一家大公司总部的人力部和财务部实习工作过。她是学生会组织部部长，暑假里，组织同学一起去金寨县做义务支教工作。工作后，苏明娟还资助了两名贫困学生，一位是大学生，另一位是金寨县的小学生。

    1976年出生的张胜利是希望工程正式实施以来第一个被救助的学生。他于1995年进入上海市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在完成了教育学的全部课程毕业后，他谢绝了一切邀请离开上海，于1997年8月14日回到他受教育的家乡学校当一名教师。张胜利说：“确实是，如果当初留在上海，生活肯定更富裕，但有一种感觉，没有受过希望工程资助的人永远不懂，那就是贫困的孩子也应得到教育。”

    周标亮——邓小平同志当年捐款资助的一位壮族女孩。师范学校毕业后，也毅然回到老家广西百色地区的平果希望小学当老师。如今，她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校长。

    许许多多像苏明娟、张胜利、周标亮一样的穷孩子因为有了希望工程，人生从此拐了个弯，生命不再那么黯淡。他们的经历也在说明一个道理，农村的穷孩子一样聪明一样能干。可是，贫穷并不是他们的过错。

    柳鸣九和朱虹夫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他们的儿孙在国外，两位老人因为孤独收养了一位农民工的孩子晶晶。在他们夫妇17年的精心教育下，这位“小孙女”茁壮成长并成绩优秀，今年取得了去美国上大学的机会。两位老人笑称晶晶是他们的专项“希望工程”。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说，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用到贫困，其实有相同的道理。同时，一人的贫困以及它可能产生的罪恶，对于社会和他人都是潜在的危险。无论从一个普通人的良心说，还是从一个公民的责任意识说，都应该帮助那些贫穷的人，尤其是孩子。

    公民社会虽然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私权，但显然它也不是沙粒社会，通过政府和私人的各类公益平台，公民奉献爱心，救助困难群体。公民组成公益组织并对各类公益组织的监督，体现的也是公民意识的苏醒和生长。

    作为农村的公共设施，希望小学不仅是孩子们上学的地方，也为农民的后代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而且发挥了农村社区的文化辐射作用，这对农民本身素质的提高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20年来，中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呈现“爆发式增长”的局面，公益意识逐步普及。去年的汶川大地震则是中国公民责任感集中的体现。人们通过慈善组织、通过网络平台，或者自己到灾区，把最切实的帮助带给最需要帮助的人。这是灾难面前迸发的民族大爱，而日常累积和熏染的公民精神是其深厚的土壤。

    公民互助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善有善报”……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慈善的文化基因从来很多。

    希望工程一张张的汇款单、一页页的感谢信诠释着中国慈善文化基因的生生不息。受资助的困难儿童都有一部艰辛的上学史，而拿出自己并不宽裕的钱奉献爱心的人也都有自己美好的心灵体验，所有这些个体小故事集合在一起，共同讲述的则是中国大地上充满友爱、自强不息的大故事。

    希望工程唤起了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也推动了民间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希望工程的价值是在弘扬慈善文化，倡导志愿精神方面开了先河，它给社会带来的精神的、文化的、道德的价值不是用多少钱可以衡量的。

    慈善成为一种精神，也正成为一种社会时尚，很多人把“我慈善，我快乐”当成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关心公益事业，爱护环境，辅助弱势群体。这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肌理。

    阳光、帅气的“80后”张超，是北京一家媒体的夜班编辑。最近收到了来自湖北省建始县一中的一封信，这是他第二次收到这样的信了，信是他所资助的一位高中生写来的学习汇报，信纸的右上角还附有一张小二寸的彩色照片。提起年初拿到年终奖就和希望工程联系捐款的情形，张超仍然是兴奋的语调：“捐钱那几天一直特高兴，自己也觉得自己挺高尚。”

    说起捐赠行为，著名主持人杨澜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我自己一厢情愿的事情，我并不想宣传自己，不过身边几个做IT的名人朋友也开始考虑建立自己的基金会了。我自己把慈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并不想增加其他人的道德压力。”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网页“爱心留言”栏里有许许多多留言，简单普通的言辞里流露出拳拳爱心：

    ——不忍心看到贫穷的学生失学，故捐款2000元以表我心。先汇款后填写的捐款方式“在线方式”，捐助序号在汇款单上未填，序号：DSN080327155624，请你们接到汇款后通知我。

    ——我是山西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很久以前我就有一个愿望，想要捐助贫困的失学儿童，每一次看到那些孩子没有学上流落街头吃不饱穿不暖小小年纪还要分担家里的负担，我的心都会颤抖，心情就会变的好沉重！我想要用我的一份薄力去帮助那些需要我的孩子，希望你们会联系我！

    ——你好，我是一名四川人，从一名普通打工人员，经过自己打拼现已事业有成，开了一家科技公司，想为山区孩子上学尽点力，建一所希望小学大约要多少钱？

    ——您好，我们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学打算去做支教活动。请问贵处有没有关于西部贫困地区相关学校的资料？我们能否去你们那边找些学校资料？谢谢！

    希望工程门槛低、易于广泛参与的运作模式弘扬了中华民族扶危济困的传统，成千上万的社会公民通过这个平台表达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关爱和责任。慈善精神像阳光一样高悬中天，社会互助风气如和风细雨滋润大地。

    慈心为人，善举济世。慈善事业也得到政府部门的肯定和积极倡导。2004年，“慈善事业”第一次写进执政党的重要文献。次年国务院则将“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第一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截至2007年底，国内共有基金会1340家,慈善会874家,县级以上红十字会3260家。此外，在38万多个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中，也有许多机构从事慈善工作。

    志愿服务也在迅猛发展，公众参与程度不断提高。截至去年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参与过各类志愿服务的人数约有6000多万，其中注册志愿者有4500多万。以青年志愿服务组织和社区志愿服务组织为主体的志愿服务组织网络也已初具规模，并开始从城市向农村延伸。

    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就业形势、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发展，各种原因使一部分群众的生活处于贫困边缘。据统计，目前我国有城市低保人口2200多万、农村低保人口2620万，每年有近8000万受灾群众需要救济，同时还有6000万残疾人需要实施救助。解决好这些困难群体面临的各种困难，单靠政府的救助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未来，书写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史，希望工程是最最不能绕开的动人乐章。

    制度之维

    20年，让一个孩童长大成年。希望工程，以及其实施机构中国青基会，也进一步走向成熟。成熟，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制度建设。自身经验教训的累积、国外管理经验的引进，国内私人公益基金门槛的放低必然导入的竞争，公民意识的增强，都是推动中国青基会加强制度建设、永葆青春和希望的动力。

    转型求变

    20年间，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发展使得贫困人口减少，城市化进程产生新的分化，同时，信息化、网络化加速普及，救助贫困儿童上学的方式方法和具体内容正悄然改变。希望工程面临新的转型和变革。

    希望工程秉承“助农民的后代人人有书读”的公益理念，希望“助人自助”，也就是不仅“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通过物质、精神多方面的持续扶持，帮助受助的学生和学校提高自我发展能力。而每迈出新的一步，尝试新的领域，都是勇气的力量，也是现实的需求。事实证明，每一次对原有模式的突破，都带来事业发展的新空间。

    1992年希望工程收到了一封上海的来信，一位退休老干部施惠群希望自己能够结对救助一个失学孩子，包管小学至高中毕业全部学费。其实这不是第一封建议结对捐助的来信，工作人员原本是有很多顾虑的，青基会还特意在《中国青年报》上刊载了“答读者来信”，表示不进行结对资助。主要是担心结对会误认为变相领养。看过施惠群老人情真意切的来信，工作人员又重新讨论。不能否认的是，结对本身是有利于社会更好地参与和监督希望工程工作的。权衡再三，大家最终决定推广结对资助。1992年“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以“一对一”的方式动员百万民众资助失学儿童。1994年依托“国际家庭年”开展了“1（家）＋1助学行动”，以家庭为单位或以家庭的某一成员出面资助一名（或多名）失学儿童。

    在中国8亿农民中，有3．5亿剩余劳动力。“民工潮”这种候鸟式的迁徙成为中国最为壮观的城市化模式。农民工的后代，原本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成为农村走出来的最有希望的一代，但如果他们目前的教育环境不能得到很好的改变，出现进城的“流动儿童”被城市边缘化，在农村的“留守儿童”被家庭边缘化。这不仅是农民工和他们后代自身的困境，也关涉中国城市化的成败。

    而这种社会转型的成本也不应该让农民工独自承担，事实上，国家领导人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今年六一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到北京市城乡接合部海淀区巨山小学视察，指出一定要千方百计为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使这些孩子能够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成长。

    今年2月份，温家宝总理做客新华网，在回答网友提问时指出，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问题的原则应该是：同地、同样的标准和同样的保障水平。

    同时，他认为现在还难以完全做到，因为城市学校的规模还远远达不到大批学生入学的要求，这需要一个过程。

    在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这个过程有多长还很难说，在此过程中，公益组织正好发挥自身独特的作用。

    2004年1月，中国青基会推出了救助失学农民工子女的“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并与《新京报》合作推出“希望工程——寻找京城失学农民工子女”活动。

    另一方面，城市中很多下岗工人、城镇低收入家庭子女读书难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希望工程很快就推出了针对他们的资助项目。新的需求催生新的服务，贫困就应该被救助，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

    希望工程的动员和服务方式也从单一的资金资助发展到“资金资助＋勤工俭学＋公益实践”以及心理援助、社工服务等多元化格局，“救助模式”拓展为“救助——发展模式”，同时增加了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希望小学担任希望教师的志愿服务项目。地域上，希望工程还到了祖国的宝岛台湾，资助今夏水灾区的原住民儿童，还准备走出国门，救助国外华人社会的贫困孩子。

    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在农村地区全面实施“两免一补”，并逐步向城市拓展，希望工程最初要让农村穷孩子读得起书的愿望完全实现，某种程度上说，希望工程的“原始使命”已经完成。

    现实在不断变化，理念应与时俱进。一系列新的计划和行动启动：“希望工程职业教育助学计划”、“希望工程快乐体育行动”、“希望工程快乐电影”、“希望工程快乐音乐”、“希望工程教师培训”、“希望工程图书室”、“希望工程电脑教室”，并设计开发了“勤工俭学”、“社会实践”等系列公益活动，为农村和希望小学提供长期后续扶持。

    自身建设

    扎根中国，开花结果。20年磨砺淬炼，希望工程成为相对成熟的公益组织。成熟意味着值得信赖，值得信赖是因为它必须做到信息透明、运作高效、监督刚性。

    早在1994年，希望工程负责人就意识到须时刻警惕“八大隐患”：没有纳入统一管理的募捐“体外循环”；借希望工程之名搞非法牟利的“假名营私”；不按管理规范办事、另搞一套的“体制磨擦”；法律、政策不完善带来的“制度风险”；实施机构自己的“管理疏误”；个别不负责任媒体的“中伤毁誉”；外界以偏概全的“失准评判”；道德风险导致的“自砸招牌”。

    希望工程一边是“八大隐患”像幽灵一样在它身边徘徊，一边是公众要求它“万无一失”。有人曾形容，做希望工程是在天堂和地狱间走钢丝。

    希望工程的历史上，香港《壹周刊》一篇报道引发的名誉权诉讼案是不可能被忽略的，在马拉松式的6年审理期间，希望工程遭受的质疑和压力可想而知，庭审的最终胜利终于换来了清白之身。

    现在看来，希望工程在早期出现《壹周刊》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是坏事，就像种牛痘一样，在它的肌体里早早有了这种免疫力，要知道，腐败侵蚀对于一家公益性基金来说往往是灭顶之灾。希望工程不断警醒，头上好像有把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走到理想的反面。对待批评和监督采取一种公开透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这也是它能长盛不衰、没有被自己打倒的原因。

    有人说，希望工程的每一分钱比磨盘还大，它是血汗钱、感情钱、良心钱。公益非营利组织被称为“玻璃口袋”，道德自律，自我警醒只是一个方面，制度建设和外部监督对其健康成长也尤为重要。

    2001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发表《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的文章，披露了四川省宣汉县丰城区教办德育专干唐纯旭挪用希望工程捐款5400元，并以“受助学生”的名义，制造假信，蒙骗捐款人。文章发表当天，中国青基会即致信《南方周末》，对媒体监督表示感谢，诚恳接受批评。

    对于希望工程来说，政府背景与呵护并非全然是好事，也可能成为发展的包袱。从成立开始，希望工程就坚持不依赖行政动员，而是通过民间力量来筹资。为更加全面、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反映希望工程和其他重要公益项目的实施情况以及系统内组织的运营情况，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国青基会制定了《网络信息披露办法》，将其网络成员的相关信息通过互联网向社会予以披露。

    希望工程还规定了“五透明五不准”：一、财务管理透明，不准设任何形式的“小金库”；二、收入分配透明，不准谋求任何工资以外的收入；三、投资运作透明，不准谋求和青基会相关的任何个人投资收入；四、资产管理透明，不准利用捐赠物资和特许物资为个人谋利；五、资助管理透明，不准利用分配资助款的权力收受礼品。

    汶川大地震中，被称为“史上最牛希望小学”——刘汉希望小学在8级地震中没有倒塌、483名学生和教职工无一伤亡，让这个学校的捐建者成了公众心目中的英雄。与垮塌的北川中学仅一墙之隔的中科院北川希望小学，教学楼在地震中剧烈摇晃而岿然不动，被网民称为“震不垮的希望”、“更牛的希望小学”。

    核查显示，四川全省400多所希望小学特别是震区146所希望小学，没有因校舍垮塌死亡一人。当被问及希望小学在地震中基本完好的原因，希望工程的负责人说，很简单，一是资金足额到位，二是全程监督。

    是的，希望工程不仅要引领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也当在慈善组织制度建设上做到无可挑剔，唯如此，它才真正称得上是中国慈善事业的标杆。事实上，它必须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所经营的事业不容玷污：爱心、教育、儿童。

    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想做慈善的人越来越多了，之所以有人犹豫捐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款物去向的透明度、办事效率以及后续服务不满意，这也是所有慈善组织必须扪心自问、不断改进工作的外在压力。

    让希望工程永远值得信赖，让中国青基会成为公益慈善事业的“百年老店”，是所有为之付出过爱心的人们，是所有的受助者，也是希望工程组织实施者最衷心的希望。而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希望工程持久不懈地浇筑“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