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灰色很明亮
陶进在鸟巢
王军霞（左）接受陶进（右）的现场作画
王军霞（右起五）和盲人、盲人集体创作的画在一起
野趣图陶进(盲人)画
出水之鸟
唐振旺（盲人）画
飞向光明
陶进（盲人）画
才干练中长
党向南（盲人）画
这是一双灰蒙蒙的眼睛。
在阳光灿烂的午后，你直视这双眼睛，它们却不能回视你。在刺眼的亚热带的阳光照射下，它们呈现出淡淡的、像是在浓雾里飞舞着的尘埃的颜色。
这双眼睛的主人陶进，坐在一间小屋的红沙发上。“灰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灰色很明亮！”这个45岁的盲人说。
可灰色绝不是他头脑里唯一的颜色，最近，他的电脑屏幕被人换成了彩虹的图案，他努力地想象着，彩虹“有七种颜色，一个挨一个，形状像拱桥。”
这个眼睛里始终泛着鱼肚白的盲人，从来不说“我看不见！”他上《鲁豫有约》，对鲁豫说的第一句是：我经常看你的节目！他向人形容他经历的某个场景，总不会漏掉使用“历历在目”这个词。
他想象着各种画面，并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家里摆放着女儿穿粉黄格子裙的12岁生日照片，他把两只手伸开，十指交叉，“这大概就是格子”；他听过大海，回家后，他抚摸毛衣上的波纹，感受那是波浪；他抚摸马路边盛开的五个花瓣的木棉花，告诉别人，“那是种火热的红”；他去染发，跟理发师说：“我要那种红茶冲泡出来的黄！”
自从13年前的那一天，他第一次拿起画笔学画画开始，原本那个黑暗中的世界，正在缓慢地，悄无声息地染上各种色彩。
他拉二胡的样子“一定很像阿炳”
黑，一种晶莹剔透的，纯净的黑色，在一大片白色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鲜明。
这也是陶进眼睛的色彩。
很多年后，这个眼白远远大于黑眼球的盲人，娶了一个盲女，还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儿，他听孩子说过自己的作文课，老师在大大的白纸上画上一个小黑点，让孩子们去想象。
有人说那是一颗陨石，有人说那是一颗珍珠、有人说那是霍金理论的黑洞……可陶进说：“那就是我的眼睛！”
像所有刚出生的婴儿一样，陶进也曾有过干净、明亮的眼睛。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外婆惊心地看到，怀里不满一个月的陶进黑亮的瞳孔上，有一个针尖大小的白粒。
白在扩大，黑在缩小，白渐渐吞噬了黑，最后布满了黑眼球的大半，只留下一个小小的黑点。
他陷入了一片永恒的黑暗中。
可打小，他没觉得自己与小伙伴们有什么不同，尽管常有人好奇地问他：“你还需要睡觉吗？”、“你吃饭会喂到鼻子里去吗？”之类的问题。
他抚摸过家里每一处家具的棱角，却从来不会磕碰上。篮球场上，他跑得不算慢，虽然不能判断篮框的准确位置，但他能感到跑动中流动的空气，能闻到伙伴的气息，听到重重的喘气声，他总能准确地把球传给同伴。
“你不应该问我打得好不好这个问题。”若干年后，他对旁人说。
后来，他上了盲人学校，像80年代的年轻人一样，他的青春岁月，是“邓丽君的天下。”他甚至学会了唱邓丽君的所有的歌。
他也跟盲人们一起去看电影，尽管20多年后,已经完全忘记了电影放的什么，但他记得，每个盲人都很高兴。而不高兴时，他会拉二胡，“那样子一定很像阿炳！”他笑着说。
直到有一天，当他遇上了曾柏良，那个原本黑暗的世界开始变了。
“他画出了真正的大海”
“教盲人画画？你疯了还是傻了？”很多人这么问过画家曾柏良。
但对于盲人拥有画画的潜力，这个在广西南宁市残联工作的公务员显得很笃定。这分笃定，源于他30多年前遇到的一件事。
那还是1971年，年轻的画家在乡村写生时，遇到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这是个盲童，可让曾柏良感到惊讶的是，这个盲童竟然能够把小动物的形状，用线条的形式在地上画给他看。
小男孩说：“你画那边那只鸟啊，嘴巴长长的，背部是黄绿的。”曾柏良顺着男孩指的方向望去，在一张芭蕉叶旁见到了一只蜂鸟。
男孩又告诉他，有一种小虫爱吸芭蕉糖，身上有几个斑点。小男孩还在地上画出了所描述的虫的样子，曾柏良一看：“那不是七星瓢虫嘛。”
“那一瞬间太震撼了，一个盲人竟然可以对色彩、形状那么敏感。”曾柏良说。
回到家后，他关上灯，蒙着眼，尝试着在黑暗中画画，他画了几株荷叶，打开灯一看，这比以前画的荷叶，更朴实大气。
从那一刻起，曾柏良坚定了帮助盲人画画的信念，而且这条路一走就是38年。
30多年来，他免费教了近20名盲人画画，这些盲人的作品，已经被带到世界各地展出。
他教授的第一课不拿画笔，而是“唤醒”课——唤醒盲人的自信心。他把10个盲人组织起来，和正常人比赛穿针，结果10个盲人个个都比正常人快。他的结论是：“看起来需要眼睛的事，有时候其实不需要！”
他的第二课，还是不拿画笔，而是到大自然中去。让他们摸各种树干、树叶，花朵，闻干树皮与湿树皮的味道，摸杨桃的5个棱，大丽花的花蕊……
最后才是作画。有人第一次下笔，只是画了一个点或者一个圆，他也会说：啊，真美。
他还自制颜料，让盲人感受“色彩的味道”——在黄颜料里添柠檬汁，在绿颜料里添加青草，在红颜料里揉进玫瑰花瓣……他给盲人讲电影《香水》，因为那部电影里说，每个女人有不同的味道。
他带盲人学生看大海，他布置的作业不是“浪花”，而是“辽阔”，一个盲人用沙滩边一个人的头发、衣襟飞扬的背影、墨的浓淡与留白，表现出一片大风里的海。
“他画出了真正的大海！”曾柏良说。
“画出来的，那就是他们的心”
1996年的一个周末，陶进陪着5岁的女儿，去曾柏良的绘画班学画画。曾柏良发现，这个盲人总是听得很入神，就开始鼓励他学画画。
“盲人画画？”他第一次听说时简直气坏了，甚至认为“这是种羞辱”。
可曾柏良不停地鼓励他，在一次停电时，这个画师在黑暗里亲自画了一只“很美的小鸟”，给陶进做示范。
“盲人画画，不需要像不像，就画你心里的画！画出意和气！”曾柏良这么劝说他，“你笔下的海，心里想它多宽，就有多宽，笔下的燕子，想飞多高就有多高，试试吧。”
这个盲人第一次拿起蘸着墨汁的毛笔，手直发抖。曾柏良却夸他“真勇敢”。几十年来，曾柏良教了10多个盲人学画画，很多人第一次拿到毛笔，就像拿到了什么烫手的东西，把笔扔出老远。
画什么呢？陶进想，“就画山吧，山怎么乱画，都能称作是山。”
可笔一触到纸，他就感到了恐惧，完全不知道第二笔往哪里走，那种感觉，就像“走在空旷的平地里，找不到扶手，没有障碍物，只能听到盲杖咚咚声响”。
胡乱抡了几笔，边上的曾柏良开始夸张地大喊：“太棒了！这山真有气势啊！”
可多年后，他才知道，他的处女画其实就是一团墨迹，他甚至都不知道，很多时候，自己的毛笔尖根本没有触到白纸，一直在空中走笔。
不过，从那一刻起，他爱上了画画。画画前，他总是深深吸上一口气，吐气说：“好吧，我画心中的××！”
起初，他在报纸上画，画得家里的墙上、床上到处都是墨，尤其是画动物尾巴时，他总是“很有气势地重重甩一笔”，把旁边的人弄得墨迹斑斑。
当然，他也有自知之明：“10幅画，9幅半都是糟糕的，‘那就像打翻的墨’！”也常常有人嘲笑他“画得不像”，比如，太阳都没有画圆，水果的把儿，离果子老远。
只有曾柏良鼓励他：齐白石笔下的蝌蚪，按画的比例，比人都大，但他画出了蝌蚪的神；梵高的向日葵，外形都是扭曲的，有违自然规律，可他画出了“燃烧”的状态。
“画得再像，有照相机照出来的像？”曾柏良反驳说，“盲人画出来的，那就是他们的心。”
“无论看起来多么粗糙、多么笨拙的手，在抚摸桃花时，都不会触碰掉花瓣”
“一个瞎子画画，不是瞎闹吗！能当饭吃？这路哪走得通嘛！”刚开始学画画的陶进，遭到了整个家庭的反对。
他不得不提着报纸，四处“蹭”别人的地方画。
他画四川老家的竹子，右手执笔，左手“定位导航”，画过没画过的地方，干湿不同，粗糙感不同。他把浓墨用水调淡，浓墨画近处，淡墨画远处，他喜欢大片的留白，给人深远之感，就像他的眼睛。
这个只懂盲文的盲人学画鸭子时，会自言自语：“鸭子很像数字2。”
他画摸起来像“奶瓶刷子”的松树针，末了，会给画洒点水，那样，画里的松树才看起来雾蒙蒙的。
小时候在乡下玩，大片的蜻蜓落在陶进的身上，他摸过它们，“那翅膀像塑料袋”。他很渴望画出蜻蜓自由自在、很野的样子。
曾柏良告诉他，蜻蜓的翅膀是透明的。
“什么是透明”？
“就像玻璃的那种透明。”
“玻璃的透明是怎样的？”
没办法，曾老师只好抓起陶进的右手食指，把一张纸戳破，穿过去，“这就是透明！”
画了好几摞报纸后，陶进用浓淡的墨汁，最终画出了深深浅浅、各色各样的蜻蜓：有的若隐若现，有的似飞未飞，有的俯冲、有的滑行，有的刚刚展翅……
“这正是我心里的蜻蜓。”他说。
他和两个盲人，常跟曾柏良去郊外写生，他发现了很多曾经“视而不见“的东西：原来苦楝树的树皮很粗糙，番石榴树的叶子很大，背面刺刺的，面子却滑的像海带、像绸缎……
曾柏良也感慨，盲人的手很神奇，无论看起来多么粗糙、多么笨拙的手，在抚摸桃花时，都不会触碰掉花瓣，哪怕轻轻的，一片！
曾柏良让他们对着大山喊、拍手掌，听回声，让他们感受山的高低远近。“这些是需要用你们下笔的轻重、墨的浓淡表现出来的。”
曾柏良让他们摸石头感受山，摸盆景感受树，榕树那么大，高山那么远，他们是用手“看不全的”。
毛笔触到宣纸的那一刻，被曾柏良称作神奇的一刻。他说，毛笔就是一把刀，要把所有的力气用在刀尖上，而不是刀背上，握画笔的手要轻，但所有的力都在笔尖。
画久了，陶进的手自觉不自觉地在宣纸上飞舞，有时候，夜深时，他都能听到宣纸发出那种吸水的像“蚕吃桑叶”般的声音。
“我跟别家的男人，没什么不同”
握着毛笔的时间，只属于陶进一天中很短的时光，落在宣纸上的画，只是陶进心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时候，他的手放在按摩床上。
这是一双男人的手，手掌似扇、骨节粗大。学画画后，他发现画画与按摩有很多相通之处，手的轻重缓急，既决定着墨的浓淡、风景的远近，也决定着人体经脉的运行。
的确，他不是画家，只是个盲人按摩师，一个等着支付孩子学费的父亲。他开了南宁市第一家个体按摩诊所，他跟顾客说双关的话：我盲（忙）了一辈子！
他很享受抚摸骨头的感觉，他说，就像一个理发师，很享受拿起剪子前，把顾客的头摸来摸去的时刻。
“再大的官儿，都在我手下躺过！再大的官儿，我看的都是骨头！”他称，自己的工作就是“把这些错位的骨头、经脉放到最合适的位置”。
他经常给人按摩眼睛。他的手就像地质探测仪，能准确地探到眼睛周围的7个穴位，甚至，他用手轻轻地触碰，就能把人的脸“看个大概”，有时候，他会禁不住感慨：“哇，你真漂亮！你的眼睛真漂亮！”
他的家，是一套狭小的两居室，客厅天花板的四个角，都做了罗马风格的浮雕花吊顶，主卧室的窗帘上，布满金黄色的向日葵花，孩子卧室的窗帘是深蓝的夜空，上面缀满鹅蛋黄的星星、月亮，夫妇俩每晚躺在红凤凰图案的床单上，阳台上还养着芦荟、夜来香。
晚上，他走到哪里，就开哪里的灯，他睡觉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关掉灯。
“我希望我的家跟别人的家没什么两样！”他说。
他熟悉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在厨房，他用手辨别一大排空果粒橙塑料瓶里装的小米、绿豆、红豆、黄豆，他能分毫不差地抓起香皂、勺子、抹布。
他熟悉家电的每一个按键：洗大件，按洗衣机的离心力洗涤键，洗小件，按波轮式洗涤键；用电磁炉时，每一个功能键——蒸煮、火锅、炒菜、铁板烧、烧水，他都了然于胸。
他甚至摸着女儿房间墙上的世界地图，准确地指着北极点说：这里有很多企鹅，“它们不像鹅、脖子不长、胖胖的，走起路来像椭圆的球在移动！”
说话时，他嘴角上扬，神情幽然。
他干着男人们应该干的体力活——孩子说灯坏了，他会下楼右转，在一家散发着铁焊味道的五金店里，翻着白白的眼珠对人说：20瓦，螺旋口！然后回家，搬梯子，把灯装上。
天气凉了，他会拆洗电风扇，他用手摸着螺丝，确定是拿起梅花起、还是十字起，他把棱形的、圆形的、铜板样的各种螺丝钉顺着墙根放，“不让它们乱跑”，洗完扇叶，他又会原样装上。
扣子掉了，他会用舌尖捕捉针眼，线在嘴唇边迅速穿过，然后把扣子钉上。
他喜欢看电视，他常常在厕所和厨房里，听中央10套科教频道和凤凰卫视，他能一耳朵就区分出是《科技博览》，还是《科技之光》。最近，他迷上了看热播剧《潜伏》。
“我跟别家的男人，没什么不同！”他说。
“你以为我会走吗？我认识他”
每天下午三点，陶进准时下楼去上班。他熟悉家门口的店铺：飘着花椒味的是“三品王米粉”，需要三个台阶才能到达；飘着花香的是“情随缘”花店；十字路头的尽头是工商银行，他能听到自动取款机“吱吱”的吐钱声。马路对面的公交车站，他等8路车，当然，他很清楚站台的后面是税务局，听说“那是一栋漂亮的高楼”。
即使街上再吵嚷，他也能听出公交车发动机的声响，8路车进站时，他已经掏出红色的残疾证，早早地准备好了。
在车上，他总能得到座位，他不知道座位是蓝色的，吊环是黄色的，对面的姑娘头上扎着红色的蝴蝶发卡，可他能听到窗外呼呼的风，树叶划过车窗的声音，雨水敲窗的声音。
他喜欢跟人聊天，聊天气、聊新闻。11月20日这一天，他旁边坐着一位退休的物理老师，他们俩热烈地讨论着“按摩能转换多少能量”的问题，告别时，他们的话题已经转到——正常人指尖的感觉阈限值为2．2~3.0毫米，而盲人却能达到1~1.5毫米。
他熟悉车子经过的每一个站名，每一次转弯，甚至不等报站名，他就能指着窗外说：这是手机一条街，这里的范记蛋糕店很有名，这条马路对面是文化宫。下车后，他指着身旁的高楼说：这背后是菜场，那里的香蕉6角一斤。
他看不见车上的任何一张脸，可很多人认识了他，甚至有很多曾在车上一起聊过天的人，最后躺到了他的按摩床上——他们成了主顾关系。
包括这个8路车司机。一次，陶进和一个有着正常视力的朋友赶8路车，车眼看要发动了，他的朋友带着他飞跑，气喘吁吁上车时，司机骂他的朋友：“为什么带一个盲人跑那么快，你以为我会走吗？我认识他！”
那一刻，这个盲人画家，真想把8路车和这个司机画出来。
“连画都能画，还有什么不能的”
陶进说不出画画改变了他什么，但似乎很多事情都变了。
他开始关心新闻，跟人谈中国教育，谈曾任英国教育部长的盲人布朗特。“把一个国家的教育交给一个盲人！”他重重地感叹。
尽管第一次触碰电脑的键盘时，他的手指“像触电一样弹回”，但很快，他在装有盲人语音软件的电脑上，用搜狗输入法，跟人在QQ上聊天儿。
这个曾经害怕电脑的盲人，甚至创办了专门针对盲人的“广西爱心天使网”。有时，他俨然成了心理医生，一些人躺到他的按摩床上，不是因为身体的痛，而是心灵的痛——于是，他会和这些人谈剩男剩女、谈爱情、谈亚里士多德、老子、哥白尼、李清照、辛弃疾……
当然，他的脑海里仍然在画画，他想象“奥巴马有多黑”，墨汁应该兑多少水调出那种黑，他说奥巴马“很聪明”，他让自己的“敌人”、竞选对手希拉里当国务卿。
他的画被曾柏良带到香港、英国、美国、德国展出；他被邀请到北京残奥会看开幕式，在鸟巢，他坐的是VIP席位；介绍他时，别人会说：盲人画家陶进，可他会在心里悄悄想，自己床底下塞的画是多么糟糕呀。
这个以前小心翼翼地讨生活，害怕改变的男人，还破天荒地坐了回热气球，他看不见热气球是“火一样的红”，但他确实感到后背像在火烤，空气有冷有热，耳边呼呼地旋转。他不觉得害怕，他甚至还嫌“这个球飞的不够高”。
他讨厌记者问他“假如给你三天光明，你会干什么”这样俗套的问题。他说，他习惯了黑暗，他害怕睁开眼睛。
他说，他身边有的女盲人学画后，变得爱美了，观察事物更细致，更有女人味了，她们出门爱穿高跟鞋，还会涂上口红，胆子也变大了，以前总需要正常人陪着上街，现在能一个人坐公交车，在花鸟市场逛大半天。
去年汶川大地震后，一些伤员从四川被送到南宁的几家大医院。陶进和6个盲人带着很多家盲人按摩店捐的5900元钱和一些蜂蜜，请求医生让他们看看伤员。
一位刚刚截肢的北川中学的高二男生，一直想自杀，陶进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给他看：“看我这个瞎子也能作画，你这个年龄时，前途无量啊！”
病房里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连走廊里都挤满人了，最后，护士只好来“请”这些盲人出去。
不过，护士却留下这样一句话：“你们来看伤员，比那些党政机关的领导们看他们，都让他们感动！”
“我们连画都能画，还有什么不能的！”他挺自豪地回答。
“黑暗更让人接近内心”
一个四方形的画框里，里面涂满各种层次的灰，看起来像天边的云。
今年，陶进的女儿参加美术专业的高考，在色彩考试时，她选择了“灰色”，她说，自己要画出父亲像蒙了一层白膜的眼睛里，那种深远、混沌、情感丰富的灰。
这张试卷，女儿拿到了90多的高分。有人奇怪，一对看不到任何彩色的夫妻生下的孩子，色彩感觉却那么好，能拿这么高的分？
这位长发飘飘的姑娘说：“我画出了灰的明亮！”
“视力过人”的父亲，画过竹子、荷花、鸭子、小鸟、河流、高山……但他最想画的是女儿。他总听到有人夸18岁的女儿很漂亮，他心里已经画了无数次。
这个向来乐观的盲人，却常常觉得亏欠女儿：女儿小学入少先队时，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宣布：看在你父母是盲人的份儿上，让你加入少先队……她一路哭着回家。
他理解，女儿从不让父母参加家长会，而是让外婆去。送女儿上大学的那一天，虽然陶进很想去帮着铺床铺，可女儿只让他送到了楼下；大风降温了，父亲给女儿送被子，他们心照不宣地在大学门口碰头……
当然，这对父女还是很亲昵：他们会手挽手去花市，给家里买鲜花；他们靠在一起看电视，讨论电视里明星们的衣着打扮；这个“60后”父亲学会了使用“90后”女儿的语言：“我无语”；在女儿生日那天，父亲在她的面包里偷偷挤进了牙膏……
他常常跟女儿玩“玩具总动员”的游戏，有一次，他的猪娃娃获胜了，把女儿的洋娃娃眼睛打飞了，女儿哭了，他摸了好久才找到那只眼睛，找人把娃娃缝补好。
这个活在黑暗里的父亲，一直鼓励女儿从小展开想象，他相信，“黑暗更让人接近内心！”
冬天的晚上，关了灯，他把女儿连同被子紧紧攒成筒状，让她闭上眼睛想象各个画面：这是在一个黑色的隧道，隧道里两旁是人行道，中间是飞驰的车……
陶进也很想画女儿，可他知道：“那幅画更适合在心里画。”
11月18日，陶进请曾柏良指导他画一幅画，送给马上就要过100岁生日的远在四川的外婆。
尽管外婆已经得了老年痴呆症，别说看画，连家人都不认识了，但陶进还是想画出心里那只代表长寿的“鹤”，作为外婆此生收到的可能最珍贵的，也可能是最后的礼物。
先是画出一个问号，那是鹤头，笔接着走，勾勒出一条长长的脖子，然后一个大大的向上倾的灯笼，那是鹤身。此时，旁人提醒他没墨汁了，他右手蘸了蘸墨，左手摸着刚画出的最后一笔，接下去画腿。
“天啦，这哪里是鹤，是鸵鸟！是胖板鸭！”旁人笑了。
“没关系，我只要我心里的鹤！”他自言自语地说，“外婆会明白我的心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