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培养质量是研究生教育常抓不懈的永恒主题”
1951年，与教育部联合发布《1951年暑期招收研究实习员、研究生办法》，拉开了新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序幕；
1955年，在教育部支持下，政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为此《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正规的研究生制度的建立首先由中国科学院开始，以后有条件的高等学校也应建立正规的研究生制度”；
1956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
1958年，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始了“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大规模科技人才培养；
1964年，有81个研究所招收培养研究生，占当时全国研究生招生培养单位数的三分之一；
1977年，与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一九七七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在全国率先恢复了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其该批及之后的毕业生中至2008年已有35位当选两院院士；
1978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所研究生院；
1983年，在国家学位制度实施三年后授予了新中国第一位理学博士、第一位工学博士、第一位女博士学位；
1999年至今，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每年获奖数均位居第一；
2000年，进行全院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的重大改革、更名组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形成了一所具规模重质量的研究生高校；
2009年，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一直承担着全国规模十分之一左右的博士生培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在校研究生规模总数全国第一、亚洲最大；
面对这一被高等教育研究者关注的“中科院研究生院现象”，我们如何来解读？面对当代研究生培养教育中出现的诸多争议问题，他们自己又怎样思考和选择？近日，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院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白春礼院长接受记者采访
女研究生在院文化艺术节上放歌
关键词：培养特色
在高水平科研实践中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
记者：中科院研究生院独特的教育体制、办学模式，一直以来为国内外科研机构和高校称道。请问这种特色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白春礼：我们先说说办学授权。由于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原因和中国科学院的特殊定位，我院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不同时期的重要探索者、开拓者、推动者，并一直拥有办学的国家授权。在8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开始实施学位制度时，我院也最早被赋予了研究生学位授予权。这个办学授权，使得中科院与当今著名国际科研机构相比较，更具有创新活力。这既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也符合当代高水平科技创新与高层次人才培养密切结合相互促进的客观规律。
其次是师资力量。目前在科学院近三万科研一线研究人员中，有320余位两院院士、4200余名博士导师、3900余名硕士导师，直接参与研究生的培养和指导工作。就是在课程教学中，常年也有70余位院士亲自授课，在研究生院教室里每天都可以看见院士的身影。可以说，我们的研究生培养有着高水平的雄厚师资保障。
还有是科研设施。我国的大科学工程设施几乎都在中科院，还有60余个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70余个中科院重点实验室，以及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国家科学图书馆）、各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资料和信息情报。这样一些设施资源，都成为我院研究生培养依托的优势。
再加上实践课题。作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中科院发挥着我国科技事业“国家队”和“火车头”的作用，围绕着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基础科学研究探索、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一直承担着众多的科研课题项目。在承担研究生培养的各研究所，我们的研究生不存在缺乏科研课题的情况，一旦他们完成了学位课程，甚至在课程学习期间，就可以将自己科研实践和毕业论文的选题，与研究所正在进行的实际科研课题结合起来。
记者：这些特色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办学理念？
白春礼：我前面说过，高水平科研创新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密切结合、相互促进，已成为当代高端科研与教育协同发展的内在规律。我院的研究生教育工作，既发挥了自身优势，又符合了这样的规律。
目前，中科院研究生院由北京的3个教学园区、京外的5个教育基地、分布全国的100余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组成；实行“三统一、四结合”的办学方针，即“统一招生、统一教育管理、统一学位授予”和“院所结合的领导体制、师资队伍、管理制度、培养体系”；采取“两段式”培养模式，即在教学园区集中完成为期一年的课程学习，然后进入研究所跟随导师在课题项目中进行科研实践，并完成学位论文。
坚持在高水平科研实践中培养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坚持以人为本、创新教育、服务国家，是中科院研究生院最大的特色，也是基本的办学理念。
关键词：规模扩招
规模发展必须服从质量要求打破以博士点硕士点论英雄
记者：数据显示，目前中科院研究生院在读规模已达3．5万名，约为2000年的3.7倍。十年时间，数量上的大规模扩张是在怎样背景下展开的？
白春礼：我们研究生院培养规模较快增长的大背景，与近年来全国研究生培养规模的快速增长是一致的。具体说，就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批高层次人才。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推动了全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快速增长。实际上，十年来我院研究生规模的增长幅度，比全国总规模量的增长幅度还要低些，博士生规模增长略低于全国增长水平，硕士生规模增长就低得更多了。
当然，从总量上看，3．5万的研究生规模确实不小，在全国乃至亚洲都是最大的。但是，基于中科院有100多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作为研究生培养单位，且拥有8000多名导师队伍，我们每个培养单位的规模量并不算大，每名导师平均指导的研究生数也并不算多。
还有，大约从2005年起，我院的博士生招生指标增长就基本停滞了，年均增长不到1％。另外，基于科技发展的战略布局，中科院5年前就开始组建了9个新的研究单位，这些单位也都有了很强的科研和指导力量，具备了研究生培养的实力。所以，近几年来研究生招生名额总体上不足，一直困扰我们研究生院的招生部门。
记者：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研究生数量不断扩张，质量不断下降。您如何看待研究生培养中规模和质量的关系？
白春礼：上面已经提到，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带来对高层次人才的大规模需求，加之国家和社会对教育事业、科研事业的大强度投入，近十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培养规模的较快发展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进而言之，我认为在当前研究生培养中，的确应该更加重视质量问题。但是，不能把培养质量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规模扩大。比如说，你们《中国青年报》就报道过，美国有1000多所培养本科生的大学，参与博士生培养的也才250所左右的样子，每年的博士生培养规模跟我国大致相当，都是5万多。大家知道，美国对博士生有淘汰、延长学习年限等规定，有一套保证培养质量的成熟机制。
高层次人才培养是有客观规律的，研究生培养是需要实践锻炼的。尤其是理工类的研究生，如果不参与到实际的科研创新实践中、不会自己动手进行科学研究，如何能够保证质量呢？还有，无论高校还是科研机构，要作为研究生的教育培养单位，就必须有相当的人才教育培养的各方面积累，人才培养的层次需要一步一步上台阶，不能一下子“跨越”得太快。否则，学术水平跟不上，师资队伍、科研实力、管理制度、培养经验等等也跟不上，怎么能够保证质量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关键要有科学评价、质量评估，一定要坚持质量优先。质量好的就支持，就提高层次，不好的就要警示、整改；实在不能保证质量的，就不应该再继续保留学位授予权。
另外，从整体上应该有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布局，有利于培养质量的保证和提高。我大致记得，不久前曾有过媒体报道，我国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已近300家、科研机构也已50多家了，并且增长趋势还很快。顺便说一下，中科院从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培养至今，一直承担着全国规模十分之一左右的博士生培养；但在2000年之前，虽然院属108个研究所拥有着各自独立的博士授权资格，但也存在着标准各异、管理多样、体系零散的状况；在2000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批准了我们更名组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并按照“三统一、四结合”的方针，对一百多个研究所分散培养研究生的布局进行了资源整合和战略调整，实际上形成了一所既有规模更重质量的研究生高校了。
再回过头来讲，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如何把人口大国转变成为人才大国，如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来培养各类人才，确实需要认真规划各类教育机构的职能分工和布局，相应提出不同的任务要求和评价标准。比如说，如果简单地把有多少博士点、硕士点，作为评价办学水平和贡献的通用标志，就会使得大家盲目争取博士和硕士的培养授权。我主张，不要片面地以博士点、硕士点的多少来论英雄。
记者：中科院研究生院是如何处理这种规模和质量的关系呢？
白春礼：先从体制机制上看，刚才提到的2000年底我院对研究生教育布局的资源整合和战略调整，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进一步处理好规模和质量关系的重大改革。近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是一次成功的改革。
再就导师而言，我们研究生院始终考虑到每位导师都必须有足够的精力、时间、研究项目，要对研究生的培养质量负责。比如，我们对每位导师的招生数量就有严格的规范要求，规定了一个导师每年招生1至2名，即便是有的热点学科专业的个别院士、“百人计划学者”等骨干导师，也最多只可增加1至2个指标；还规定了，不管哪个学科、不论导师什么资历，在五年内直接培养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总数不超过9名。目前，我院每位导师平均每年只有1．4个招生指标；或者按照3．5万在读学生总量和8000多名导师数量，很简单就可以算出，实际上每位导师名下平均不足5名在读研究生。
同时，针对作为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各研究所，我们研究生院自行组织阶段性的考核评估，甚至采取了盲评、盲审等严格的措施。对存在某种质量问题的，减少招生指标，责令限期整改；对于整改不达标的，就暂停单位的招生权限。前两年，对于个别难以整改达标的学科专业，我们就主动撤销了学位授权，并按规则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报告。
还有，我们研究生院近年来一直不断加强教育及管理的改革创新，目的就在于进一步提高培养质量。比如，推出了“跨学科专业选择计划”，探索尝试给部分研究生在入校之后重新选择专业方向和导师的机会；推出了“跨学科课程兼修计划”，面向大多数研究生给予在本学科领域之外兼修其他学科专业的机会；推出了“通识案例必修课程”，有助于研究生了解掌握当代实用知识和技能。尤其是，推出了“相对标准考核规则”，加大了质量保证的力度，也促使研究生在科研实践环节的锻炼得到加强和提高。
我始终认为，提高培养质量是研究生教育常抓不懈的永恒主题，我们也一直这样持之以恒地探索和完善。可以说，我们研究生院正在努力探索走出一条大规模、高质量培养研究生的路子。当然，国内许多著名高校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经验和做法，我们也在认真研究，学习借鉴。
记者：您对于高层次人才培养有哪些建议？
白春礼：对于高层次科技人才的培养，有着这样一些思考：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应该在科技与文化相融合的实践环境中产生；要把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作为教育改革的着力点；营造更加宽松的氛围和环境，才有利于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的成长；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应成为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的基本素质；要立足现在、着眼长远，注重对有优秀潜质的未来创新人才的培养。也许，还有更多的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考虑和解决。但是，研究生院的办学目标，就是让我们的学生在学习阶段，打下在将来不同岗位上能够脱颖而出的坚实基础，培养出更多国家需要的杰出人才。
关键词：“老板”现象
“老师”到“老板”折射着师生关系功利化
记者：现在有的高校中，个别导师名下的研究生人数动辄几十名，甚至把学生看作自己花钱雇用在论文流水生产线上的“工人”。针对这种情况，有人形容“导师”变成了“老板”，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白春礼：如今在我国，研究生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已经不是新鲜事。假如学生只是跟着别人把“老师”调侃为“老板”，没有特别的含意，那也没什么。但是，这样的称谓，往往在其中折射出师生关系的一些功利化倾向，值得关注，尤其值得我们这些当导师的来思考。
首先，我们需要分析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现实问题。研究生是需要跟随导师在科研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但在实际的指导和培养中，是注重学生的成长，还是注重导师科研项目的完成？学校对导师的考核，往往要强调课题数量、项目完成情况、论文发表情况等任务；导师要完成这些任务，是简单地转嫁给学生，还是首先着眼于学生的培养和创新能力提高？在这些问题上往往存在偏差。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育人”为先，还是“用人”为先的问题，也是“老师”和“老板”的差异所在。
在现实中，没有科研课题就很难发表论文，所以研究生也想尽量找有科研项目的导师；跟随有科研项目的导师，不仅对完成毕业论文有利，而且也有利于“助教、助研、助管”津贴的申请。也许有的学生认为，从导师的课题中领取了津贴，老师还决定着学生能否按期毕业的命运，也就把导师当成了“老板”。
显然，育人是根本，要有育人的社会责任。作为导师，自己就首先要从“老板”的框框里跳出来，一定要明确育人为先的正确导向。不仅要教会学生做学问，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更要教会做人。可以并且提倡，把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与学生培养有机结合起来，但切不可把学生当成“廉价劳动力”。
就我们研究生院而言，好几年前就取消了研究生发表期刊论文的全院统一量化要求，而是根据具体学科专业的实际情况，以及研究课题项目的特点，由研究所和导师提出相应的合理要求。近年来，我们研究生院还进一步加强了对相关工作的引导和梳理，明确纠正了单纯追求发表文章数量的倾向，还制止了个别导师不符合规范的做法。总的来讲，我们希望学生的期刊论文发表，可以作为其科研水平和学术成果的重要体现方式；但毕业考核应该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衡量，学位授予还是要集中在学位论文质量的审定。
关键词：津贴补助
生活津贴由国家单位导师多方资助付出劳动作出贡献就应该增加津贴
记者：最近网上沸沸扬扬的北京某高校博士退学事件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研究生的生活保障。从传统来讲，中国学生可能认为自己成年以后还是靠家长来支持生活，很多人不容易接受。另外一个方面，目前一般高校研究生相对来说应该是200多块钱标准的生活费，可能很不够，您怎么看？
白春礼：我们先来说说国外的情况。如大家所知，在发达国家研究生培养既不是由社会福利来支撑，也不是由政府来包办，一般都有一套成熟的奖、助、贷体系支持的方式。比如说，研究生在学习期间承担了额外的助教、助研、助管等工作，可以减免学费、获取报酬，一般能够基本上满足生活的需要，或者还可以申请贷款支持。
我国研究生的生活待遇问题，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78年我当研究生时，全国的研究生待遇都执行统一标准的国家津贴。到了80年代后期，研究生的生活津贴变成了两个部分来组成，统一标准的国家津贴、不同标准的学校津贴，各个学校之间的差别就开始出现了。到了90年代，普遍成为国家津贴、学校或单位津贴、导师资助津贴，大致由这三个部分构成了研究生的生活津贴，具体到了每一位同学，差异就很大了。
应该说，研究生的生活待遇资助，从历史上单一的国家津贴，发展为目前的国家、单位、导师三个部分来构成，应该算是一种进步。条件较好的高校或者科研单位，以及科研项目支撑较强的导师，对研究生培养多履行一些义务，综合形成更有力的生活资助，这在总体上对于提升培养质量也是很有相关意义的。我们都知道，目前国家津贴针对博士生大概是每月300元，硕士生还略低一点，若仅仅依靠国家津贴来支撑同学们的生活需求，显然就存在困难和问题了。在现实中，除了规定的国家津贴外，学校和科研机构大多也已形成了相应的资助制度，但要满足研究生的生活需求，单位和导师还应该更加重视和关心研究生津贴待遇的改善。
就我院而言，整体上在这方面具备一些有利条件，也比较重视。因为我们的研究所和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往往比较多，具备条件来支持研究生的生活津贴、助研津贴。进入我们研究生院的同学，即便在一年级期间主要是课程学习而尚未直接参与到科研项目的实际工作，我们也注重并保证他们的生活必需。虽然我们一百多个研究所在研究工作性质、项目经费、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差异较大，但研究生院有一个生活津贴最低保障标准的监管要求，形成了学生集中教学期间的生活保障制度。我们的这个最低保障标准，差不多是当前国家津贴标准的两倍，由研究所来承担起相应的保障义务。虽然我们各个研究所的情况不一样，但也都能够负责地承担起这个义务，且多数还比这个最低保障标准略高一点。
我们的研究生进入二年级以后，也就进入了科研实践的训练阶段，参与了科研项目的实际工作，研究所和导师就会相应增加助研津贴的额度，学生的待遇也就普遍会得到改善。因为同学们在科研实践锻炼的同时，也对科研项目的完成付出了劳动、作出了贡献，应该给予一定的报酬。对于根据科研项目的贡献情况而增加学生的酬劳，我们研究生院是鼓励的；一般来说大多数导师都自觉地做得比较好，这也是科学院的一个很好的传统氛围。但是，学生始终是培养对象，这个根本属性不能改变。
记者：而不是所谓“老板式”的关系？
白春礼：是的，始终是一种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必须从理念上明确，学习优秀应该给予相应的奖学金鼓励，对科研项目完成作出了贡献，也应该给予相应的助研津贴。但是，这一切必须服从于“育人”的办学宗旨，而不是“用人”的简单酬劳。
另外，现在科技部已经有新的文件精神，对科研经费的管理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必要调整。以前，研究生的奖助学金都不能从科研经费中列支。比如说，早先承担国家基础研究的基金项目，只能提取5％~10％的管理费。在这个管理费中，有一些可作为学生的助研津贴，但这个量非常有限。现在的新规定有了突破，可以在科研经费中作为人力资源的聘用成本，直接资助研究生，比例也提高了。有了这样的突破，今后对参与科研课题的学生，在津贴待遇的支持上，就有条件做得更好一些。
关键词：育人期望
大学之道在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记者：一位老院士在前不久一次论坛上针对研究生培养提出过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招收研究生，对他们寄予什么样的期望，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研究生。中科院研究生院，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白春礼：前面已经说过，招收培养研究生，主要是来自国家和社会的需求。
中科院对研究生的期望，与社会的期望是一致的，期望同学们通过科研实践和学习锻炼，既学会做科研、做学问，同时更要学会做人，做有道德的人、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既要有较高的创新能力，又要有较好的人文素养，能够适应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和竞争等等，努力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两个问题。一个是学术道德的教育培养问题。对于诚实守信、表里如一、尊重他人、严于律己等方面的教育培养，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到大学本科、研究生阶段，应该是相互衔接的连续过程，也应该由学校和社会、家庭共同承载并形成完整体系。我院在这方面一直很重视，除了课堂教育、案例教育等常规措施外，在管理上也非常明确和严格。比如，在我们研究生院的学生纪律处分条例中，对学术道德的违纪，就有针对不同情节而进行不同层次处理的专门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直至开除学籍。
再一个就是导师责任的问题。研究生不同于本科生，他们大多数时间跟随导师从事学术科研工作，各方面的培养和要求，离不开导师的言传身教，也依赖导师的悉心指导。很多大师级的科学家，他们在叙述自己的成长历程时，都会提及自己的导师—不仅给他们指出学术前进的方向，更教给了他们做人的道理。导师的言传身教，是对研究生最好的思想教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导师除了带领学生积极投身科研实践，也要注重思想品德的完善、人文素养的汲取，注重国家发展、民族兴衰、个人责任，注重修身正己。
我们希望奉献给社会的人才，应该有深深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印痕：坚定的信念、开阔的胸怀，深厚的基础、广阔的视野，严谨的学风、创新的精神，并具有强烈的服务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