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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秦晓鹰先生商榷
■尔东
《思想者》11月23日刊登的秦晓鹰先生文章《中国遭遇“亚当·斯密之谜”》，这个题目吸引了我，但读后却大失所望。其实，他所破解的两个“斯密之谜”，无论在斯密那里，还是在马克思那里，都不是什么“谜”，虽然他们的认识有一定差别。
所谓“使用价值大的物品其价值小于使用价值小的物品”，本身就不是一种确切的表达。一方面，物品的使用价值各异，是不能比较其大小的。这里所说的“价值”其实是价格。政治经济学所讲的价值，始终是商品的价值，而价值不过是人类的一般的抽象劳动。就劳动产品而言，商品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二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但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相等。因为价格受到供求关系和货币价值变动的影响。但在有些情况下，价格和价值不仅有量的区别，而且有质的区别。有些物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由于所有权的存在，必须互相交换，但不是劳动产品（如自然资源），或者现在交换的价格和当初生产它耗费的劳动量没有关系（如古董），因此它们的价格不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价值量和使用价值完全没有关系。
就第一个“谜”来说，所谓“边际效用”完全是消费者自身的感受，完全不决定价值的大小。至于第二个“谜”，自私自利并不是人的自然属性，而关爱他人也不是唯一的和不变的社会属性。人一开始脱离动物界，就是社会的人，即处于一定经济关系中的人，鲁滨逊的故事纯粹是臆造的。因此，每个人不过是一定的历史的经济关系的人格化。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人（后人称之为“经济人”），不过是简单商品生产者，他们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生产商品。他的《道德情操论》也是以此为历史背景的。但是，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经济制度、不同生产方式中的人，以及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例如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作为“经济人”，其行为是大不同的，抽象地谈论人的二重属性是完全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