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普遍与孤立
前些时日，长江大学的大学生们遇到儿童落水，立即展开施救，可以为孟子的推论提供一个鲜活的例证。他们的行动的确是出自恻隐之心而没有什么功利的考虑，也来不及思考复杂的水下状况以及自己的体力是否足够支撑等等——任何见义勇为的行动都是要冒风险的，顾忌风险而畏首畏尾，就不能算“勇”。“勇”的另一层含义是“以我为主”，自己去承担这种风险而不假思索，以至于“杀身成仁”，而无暇计较这样的行为是否“值得”。对他们的行为表达称颂，支持和赞佩，而谴责见死不救，痛恨敲诈勒索同样是出于恻隐之心。但是，恻隐之心的表达方式各不相同，不会游水而立即报警求助，可以看做是体现了“智”。所以古人以为“智”、“仁”、“勇”是三种通行不变的美德（“三达德”），而三者的基础正是不忍心别人遭受意外伤害的良知。
在每一次的危难面前，我们都可以看到良知的普遍显现，虽然形式各不一样，但这种“本心未坏”的状态是一个民族繁衍生息的命脉所系，也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信心所在。良知和本心的另外一种体现是对漠视生命和乘人之危的不能容忍。让我们困惑的是，同样是人，为什么总有人那么冷酷和残忍，而且越是在危难的时候，越表现得冷酷和残忍。孟子说，“无不忍人之心，非人也。”可是有哪一种“猛兽”会把因为救人而牺牲的英雄们的遗体打捞一半而索要高价呢？
所谓打捞公司的作为反映了市场经济最恶劣的一面，即把人的生命本身，哪怕是遗体也当做牟利的对象，而且是绑架了人们的恻隐之心漫天要价。这种作为其实和胡乱收费的做法如出一辙。所以，“利欲熏心”，就会使良知日益孤立，乃至被淹没。
所以，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除了交易原则以外，必须凸显恻隐之心的可贵，和社会良知的不可侵犯——我们的社会，总需要一个不能讲条件，不能打折扣的基础价值观，那就是对于人的生命安全和生命尊严的维护和保障。也是在孟子的时代，有人问他，既然“男女授受不亲”，那么嫂子掉到水中要不要去伸手拉她，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在生命危机的时刻，礼教也要让路。而给打捞公司颁发执照的部门大概不会想到事先要约束他们在发生落水意外时，要以救人为先。
但是，更加需要反省的是，对于良知的简单信赖和片面称颂本身才是良知日益孤立，乃至被淹没的致命原因。舍身救人的英雄值得敬仰，但英雄可遇而不可求，即使遇到，他们的作为也很有限。正如三位不幸遇难的青年学子，除了深感钦佩之外，我们也不胜惋惜。所以，更需要注意的是，看起来偶发的意外事件，其实背后有必然的因素。如果我们在歌颂英雄的同时，依旧对于各种危险的环境视而不顾，对各种牟利的机巧听之任之，那才是对英雄最大的侮辱。所以，要清醒地看到，良知的呈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时时都有沉溺和陷落的危险，一方面必须有内在勇气和智慧做配合，另一方也需要外在的环境和条件做保护。
同时，良知的推广也不能停留于“惺惺相惜”的感情层面。孟子以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看起来有些迂阔。但是，孟子的思路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即恻隐之心不能仅停留于思辨和宣讲，而是要落实于各种行政行为之中。在一些人看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只是一种口号，殊不知，人民心目中的良知正是检验执政行为的最好标尺。日常行政，首先要立足于扶危济困，保证人民的安全、尊严和便利。在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对老人儿童进行及时提醒和重点看护，配备救援人员和设备等等都不是复杂和高难的工作，之所以没有积极去做或者徒具形式，乃是因为在有人看来，这些工作无利可图。
“唯利是图”，自古有之。但是让人真正忧心的是，谋取私利的人以掌握公共权力的机构为后台垄断资源，而掌握公共权力的机构又以谋取私利的组织为前台捞取好处。这种“公”与“私”的畸形勾结自然会公然蔑视社会良知，使他们双方的私人利益最大化。但是，如果说他们良知泯灭也未必尽然，设想一下，假如落水者中有他们的亲人或熟人，他们大概不会袖手旁观。由此可见，最低限度的良知是对自己的亲人或朋友有恻隐之心，但是这已使得良知陷落于狭小的亲友范围。更值得警惕的是，假如把不能突破此种偏狭的恻隐之心，必然会假公济私。
自古至今，总有一些人的残忍令人发指。在他们的冷酷和残忍面前，良知似乎苍白无力，不堪一击。但是，社会良知的强大和顽强在于无处不在，不可欺瞒，虽然有时候也会被流言和谣传所遮蔽，但终究会形成分辨是非的社会舆论。故而，社会舆论可以使见义勇为的行为发扬光大，也可以帮助一些人唤醒被孤立起来的良知。社会舆论的直接作用，可以和思想理论界的研究和思考互相促动，构建支撑社会良性运作的精神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