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给谁套上紧箍咒
11月26日，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把这做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承诺显示了积极姿态。
此前一天，美国政府在同样问题上承诺减少17％。不过，这一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
金融危机还未风平浪静，一个格外响亮的新名词已传遍世界，名曰“碳排放”。
12月7日至18日即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被认为是继1997年在日本东京召开气候会议并签订《京都议定书》之后，又一次就“低碳经济”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这次，在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后，有关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各国将达成一份减排新协议。
不过，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上仍分歧严重。许多人预测，一场口舌之战在丹麦不可避免。
金融危机的“肇事者”还没有抓到，而新的议题早就设计好了。奥巴马已微笑着推出了“能源新政”。美国议会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至2020年,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进行贸易限制。
华裔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说，美国将征收“碳关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随后回应，美国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完全不符合WTO精神。
中国的研究者认为，有些人想以环保为借口“围堵中国经济”，是给中国工业化“套上绞索”。甚至有人激烈的批评，碳排放、碳关税以及碳货币，这些“时尚名词”很可能给正在稳步崛起的中国经济带来战争和灾难。
不过，争议声中，国家发改委抓紧制定的《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却是时不我待。据悉，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经济竞争制高点，该《规划》将在今年年内推出，未来5年该产业投资需求可达4500亿元。
面对新一轮的以“绿色经济革命”为名的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之争，中国如何参与？
新时代的“卖碳翁”
资深产业经济学家白益民，一直在追踪日本财团在华布局情况。他发现，当下全球舆论对碳排放、低碳经济概念越炒越热，而日本综合商社却早以实际行动在中国各地“攻城略地”。
早在1997年各国在日本东京达成《京都议定书》首次规定了减排目标，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住友商事等日本大财团和综合商社，就开始涉足二氧化碳排放权的购买与转手贸易。在中国黑龙江、辽宁、江苏、山东、四川等地，以日资二氧化碳减排合作项目一个接着一个。
在《京都议定书》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前不承担减排义务，但议定书鼓励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量。比如，一家日本企业向中国某煤矿提供环保项目贷款，用来引进和购买日方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备，由此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其减少的额度核算成标准单位，由日方企业向该中国煤矿购买。
表面上看，中国企业似乎没有损失，得到了资金和技术，失去不过是些无形的“碳排放额度”，可长远看，“就未必是那么回事了”。
白益民分析，一方面，日资企业在中国购买的“碳排放权”每吨只有几美元，价格压得很低，而它转手卖给日本企业或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上出售，价格可能是十几美元，现在这个市场方兴未艾，今后可能会上涨到几十美元；另一方面，日方向外输出了储备已久的环保、节能技术，占领了市场，由此形成产业标准和技术垄断，中国企业如果将来发展自主环保技术，就可能受制于人。
他认为，事实上日本综合商社利用减排项目“援华”，更大目的是要为财团企业在中国能源和环保市场上获得更多商机，从而在未来的节能性、环保性社会中占据制高点。
据记者了解，这种经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基于环保项目合作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已经在全球形成一个奇特的“碳交易市场”。有数据表明，《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成交额的增长从220亿欧元上升到400亿欧元，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未来市场规模可达到2000亿至2500亿美元，超过国际石油交易规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认为，就像铁矿石等资源市场的扭曲一样，在新兴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同样没有定价权，议价能力又较弱，信息与能力的不对称，处于非常被动与不利的地位。
他说，在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他们通过占领气候变化来“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其实主要为了卖环保技术。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沉溺于如何向发达国家更多更好地“卖碳”赚钱，甚至不惜相互杀价，相互指责，变成了新时期的“卖碳翁”。
“绿色壁垒”围困中国？
几乎在一夜间，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广阔发展前景”成为各方共识。
金融危机前的经济泡沫还没有清理干净，新能源产品和环保技术就已经开始占据媒体的主要时段。有专家称，绿色环保经济覆盖面广，涉及工业、农业、服务业、公共设施、家庭等几乎所有领域，如果相关技术及产品推广应用，全球将形成一个数十万亿美元规模的实体经济新产业，很有可能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并成为新一轮增长周期的“领头羊”。
目前，以新能源和环保为主旨的“绿色经济”，不仅成为欧盟、日本、美国三大经济体瞄准未来的经济引擎，而且是其占领新的国际市场竞争制高点、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新王牌”。本来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着“中流砥柱”角色的中国经济，转而显得“落后了”，似乎陷于“绿色壁垒”的围困之中。
在国际舆论大力倡导环保意识形态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隐秘的利益动机？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有过上百年环境污染问题。而中国等新兴工业国的环境问题，只是近20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后集中呈现。
不应规避的数据是，英国和美国的二氧化碳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预计会达到5．2吨，也只相当于届时美国人均19.3吨的1／4，或相当于整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
江涌对记者表示，中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比重仍在持续增加，能源密集度在不断提高，能源消费呈现迅速增长态势，由此决定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更由于能源结构的刚性，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受到技术和资金的制约，中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前景“不容乐观”。
虽然在《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中国仍暂时享有减排达标的“豁免权”。但捍卫这种权利已越来越不轻松。尤其在奥巴马上台后，一度拒签《京都议定书》的“碳排放超级大国”美国一夜间变了脸，要“担负起全球共同的环保责任”了。
套在中国工业化头上的“绞索”早晚会收紧。2006年8月，在巴西推出了《圣保罗案文》，有论者认为，这是对“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的一个全面设计方案。该文件呼吁，中国应该在CDM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也就是说，在中国在未完成工业化、实现消除贫困的人口时，将被迫提前进入“买碳”行列。按照力拓案揭示的中国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的规律，当中国从“碳排放”额度的“净卖方”变成“净买方”，那时的价格一定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江涌说：“当国内一些地方乐呵呵儿的寻找‘卖碳商机’，忙活着与美欧经济战略对话时节，西方的气候变化软刀正指向中国。今天兴高采烈吃下去的，不久的将来，恐怕连本带利都要吐出来。”
中国为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发达国家消费了“中国制造”，却把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留给了中国。人民大学郑风田教授认为，美国政府提出“碳关税”，已经成了又一个遏制中国崛起的大棒，而且占领道德高地。他认为，从长远看，“碳关税”很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虽然不流血，但损失一点不小。
按照碳排放进行重新计算，大量“中国制造”将不再有竞争优势，即使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进入欧美日被加上碳关税，不但财富落入发达国家国库，中国还要背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的恶名。这不过是用环保和清洁能源的“绿色外衣”，把原来“专买美国货”的贸易保护主义包装起来而已。
中国的能源现状是“富煤、少气、缺油”，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选择低碳能源的空间有限。据统计，目前中国电力结构中，水电仅占20％左右，火电占77％以上，“高碳”能源占绝对的统治地位。郑风田说，伴随着“低碳经济”的成为全球话语中心，中国经济则面临“不能承受之重”。
新能源战略要“迎头赶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即便面对着美、欧、日在环保新能源产业的层层布局，中国经济内在发展的动力也要求中国必须面对困难“迎头赶上”。
即便不考虑外部压力，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也要求中国经济要向更高层面迈进。其实，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后，从中央到地方正确立“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的发展思路。
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1．41万亿元，占当年GDP的4.7％。其中，节能产业2700亿元，资源循环利用产业6600亿元，环保产业4800亿元，就业人数达2500多万人，其中再生资源产业的就业人数达1800万人。
目前，我国实施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节能减排行动，规定到2010年，万元GDP能耗比2005年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全国单位GDP能耗三年累计下降10.1％，节能约2．9亿吨标准煤；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COD）三年累计分别下降8．95％和6.61％。
而这一次，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的40％~45％的减排承诺，则是又一次“向自身挑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并不讳言，他说，这将是一个“需付出艰苦卓绝努力”的目标。
有研究表明，通过一系列的政府政策和行业举措，中国已经在过去的15年里持续地提高了经济领域的“碳效率”，将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每年减少了4．9％，而在美国和德国，这一数字仅为1．7％和2.7％。
去年8月，中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直接以循环经济冠名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并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对转变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绿色产业”基础。目前我国水力、核电、风能、太阳能、生物能产业均实现了高速增长，如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连续3年实现翻倍增长，总装机容量目前已居世界第四位；太阳能发电总量居世界第一位，太阳能光伏产业也实现了高速增长。
今年6月，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宣布，新能源发展规划将按照程序上报国务院，择机出台。8月9日，在广州首届亚洲能源论坛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孙勤表示，作为亚洲和世界重要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始终依靠自身保证能源供应，并高度重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预计将在年内制定完成新兴能源的发展规划。
业内人士称，新能源作为一个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比“振兴规划”更为贴切，新能源已被敲定为下一步培育的“新的增长点”，扶持力度将有增无减。
据有关人士透露，未来5年中国环保产业投资需求可达4500亿元。而到2020年,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总投资将超过3万亿元。此前，中国4万亿元经济投资计划中有210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环境建设。
中国新能源产业规划可谓呼之欲出。此前，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就在其博客中连续发文称，“低碳经济”将是继联合国宪章和WTO之后的全世界一个新的规章，它可能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将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责任体现和表达。对中国而言，中国的首要目标就是把能耗降下来，把能效提升上去。
“未来世界将产生新的企业评价标准，这就是‘碳’”，他说，新标准将改变人们的行为，所有参与者的动作都会随之改变。某些企业今天看来生机勃勃，或许明天会突然死亡；而有些产业，现在看着很弱小，但明天可能会成为庞大产业。
“碳排放”升降魔法
在熊焰看来，奥巴马政府的一些核心人物，包括前副总统戈尔在内，一直是国际上节能减排领域的领军人物。今天，奥巴马的团队已经把账算清楚了，就是希望用“能源新政”这服药，来拯救金融危机病痛中的美国。
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鸿兵却从货币博弈角度看待碳排放问题。在他看来，把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使得这种“排放权”与一切债券、股票一样自由挂牌和转让，并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最终成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构成部分，“这本身就是世界统治精英的一个战略设计”。
他认为，作为世界货币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欧美日发动国家势必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货币元素，他们拥有高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其社会经济结构早已从工业化社会转型为信息和服务型社会，大批传统工业已经或正在加速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处于下降通道，而中国等国家处于无可避免的“碳排放上升通道”，就是这一降一升之间，通过金融市场的魔法转换，谁输谁赢，即刻有了分晓。
熊焰表示，如果有人现在认为美国身陷金融危机中，中国相对轻松，而没意识到美国已经启动新的“碳经济革命”的话，恐怕我们从起点上就已落后了。
他强调，温室气体的减排事关中国的发展权，在此问题上要“看历史排放，看人均排放，看转移排放，但同时也要看国际大的趋势，国际责任和国际政策标准。“节能减排要靠技术进步，要靠自主创新，也要看经济机制，要靠市场的力量。”
白益民则对一些政府有关部门和本土企业缺乏战略眼光深感不安。在日本，企业和政府在环保战略上，是“宏观与微观统一”、“远期规划与市场竞争统一”，他们的财团体系高效而灵活，就像集团军与先锋队一样配合紧密，进行交叉立体作战，而中国人似乎只会“陪着人家玩儿”。
江涌对记者说，中国人下围棋从来都是通观全局，而不能困于局部，“只看树木，不见森林”。他强调，金融危机下的世界经济博弈要懂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中国“低碳经济”的瓶颈
在发展绿色经济的高涨热情带动下，国内也存在一哄而上和重复建设的“无序”现象。各地快速兴建的“新能源基地”，有些存在过度投资问题。
据记者了解，我国风电开放1200多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其中仅有800多万千瓦实现了正常发电，1／3处于闲置状态。由于并网困难，有一些已建成的风电厂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长期看很容易出现投资收益低下、风电资源被浪费的局面。
同样，在新型煤化工、生物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开发领域，某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也很容易在投资和引资冲动下急于“上项目”，而忽视可持续发展。
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国内企业扎堆儿的多晶硅行业，产能8万吨，占全球的一半，但多数缺乏核心技术，成本居高不下，未来发展很成问题。
据《瞭望》周刊调查，自中央公布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各地投资热情高涨，但一些“两高一资”项目又酝酿重新上马；一些被环评否决的项目又改头换面通过“绿色通道”审批；甚至还有不少项目仍在试图先把“生米煮成熟饭”。
白益民对记者称，中国工业化经历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教训，很多时候市场换出去了，技术没换来，最后不得已走上自主创新之路。这一轮，环保、新能源经济大潮临近，又有人忽悠着中国“以碳排放换技术”，结果会如何？
有业内人士反映，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的前期积累，绿色产业在我国刚起步，就遭遇“高额利润诱惑－疯狂投资－产能过剩－最终泡沫破灭”的循环。相对于欧、美、日等国家，早已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产业布局和技术积淀，一些中国人的“热情”多少显得有些幼稚。
中国风能协会副理事长马学禄曾向媒体透露，我国可再生能源教育、研发机构严重缺乏，风电生产设备基本模仿欧洲，但“往往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从现实情况看，中国与欧洲的自然环境差异性很大，主要表现中国温差大、风况较剧烈、风沙大等方面。没有在详细研究基础上进行技术开发，就不会有自主权，这有可能使中国风电行业受到致命打击。
许多专家都建议，发展“绿色产业”，必须由国家集中力量，统一制定技术攻关计划，支持培育重大自主创新的技术和应用。
“中国本来就居于弱势，更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位风能产业资深人士对记者说，“如果只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战斗还没打响，可能就败局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