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学生工”遭遇“黑代理”
小李说的酬金，是今年开学时向新生推销手机卡的提成。9月，他成为校园中几千名拿着各种各样的手机卡、宽带卡、IC卡向新生推销的学生中的一员。每张卡提成15元，小李总共销售了8张。可是直到今天，连一分钱的提成都没有拿到。
“学生代理跟移动、联通、电信等公司直接联系，把卡拿到手。普通同学不用本钱、不用押金，就可以从代理手里拿到卡。卖一张手机卡能赚15元钱，空手套白狼，何乐而不为？”类似这样的想法是很多学生在开学初蜂拥加入学生代理大军的主要原因。
然而，三个月之后，连提成的影子都不见，学生代理更是绝口不提发提成的事。于是，“拖了这么久了还不给钱”、“代理克扣工钱”、“代理相互推脱不发工资”之类的抱怨声在同学之间流传。
“同学间都这么不可信，将来到了社会，还能相信谁？”
校园代理普遍存在于各高校，尤其是在新生刚入校那几天，推销生活日用品、手机卡、宽带卡等必需品的代理团队在大学校园中非常活跃。代理等级分明，一级代理直接跟相关公司联系，有货源，是整个代理链中的老大。一级代理下面又有二级甚至三级代理。代理的下面是推销员，他们从代理手中拿货推销，并把销售额全部交给代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代理再把提成发放给推销员。每级代理都从推销员的销售额中获得提成收入。
当代理也是有风险的。厦大经济学院的张同学是一个二级代理，但他不仅没有拿到提成，反而倒贴了600多元钱。原来，他的上一级代理小刘所负责的代理团队丢了几千元钱的宽带卡，却找不出责任人，最后把钱摊派到了最底层的推销员的头上。“碍于下面同学的压力，自己先贴钱把他们的提成发了，否则还得背上‘黑心代理’的骂名啊。”考虑到自己的信誉，小张只好花钱消灾。
像小张这样为了信誉宁可自己搭钱的代理毕竟是少数。该校人文学院大三学生小于每每提起二年级时做校园代理的事，心里就闷得慌。“至今还欠着几个同学的酬金，见了面都不好意思打招呼。但也只能等上级代理把钱发下来的时候再发给下面的推销员了。”可是，小于的钱已经拖了一年多了，她自己都不相信还能要回来。“以后没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我不可能再信任任何代理，哪怕他是我的同班同学。这也算是大学生活给我步入社会提前上了一堂课。”
更多的代理选择用时间来解决问题。有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代理私下这么说，“先不发钱，等那些销售额只有百十块钱的销售员慢慢忘了再说。”
“怎么会忘记？”该校医学院的小韦同学很是气愤，“自己奔波了那么多天，累得昏天黑地的，到头来，连辛苦钱都拿不到。同学间都这么不可信，将来到了社会，还能相信谁？”小韦耿耿于怀的不是那一百多元钱，而是心里拉不直的问号。
吃了亏的“学生工”不想把事情闹大
像小韦这样拿不到提成的推销员都想讨个说法，可代理们你推我挡，谁都觉得责任不在自己。外文学院的小王同学说是由于“管理财务的同学没有记清楚出纳情况”，化学化工学院的小张同学则猜测“可能是各级代理你吃点我吃点，到头来就缺了几百元”
“从代理那儿拿卡不用交押金，但关于推销员的权益保障也没有任何合同，只有一个口头承诺——卖完就结账。”医学院的小韦同学一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代理团队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又不珍惜自己的信誉，推销员的权益哪里会得到保障？
“农民工都知道不能拖欠工资，可我们的工资拖了半年了还发不下来。”管理学院的小张同学在抱怨之余，解嘲自己为“学生工”，对自身权益的维护连农民工都不如。
事实上，即使有同学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没人管这件事。据厦门大学漳州校区学生会权益部负责人说，学生代理越过学校直接联系商家，出现侵权行为，学校不便采取硬性措施介入解决。而且推销员与学生代理之间“没有正式的合同，学校想管也管不了”。
推销员工资拖欠的事情曾经引起厦门大学学生会权益部的重视。权益部让各班班长统计至今没有拿到工资的学生的情况，但是全校只报上了3名同学。
学生为什么不愿意寻求学生会的帮助？“还有很多同学虽然觉得代理不道德，但想想自己也没多少钱，为了这百来块钱伤害同学间感情不值得，最后不了了之。就当花钱买一个教训算了。”医学院的小陈说。
“没拿到应得的提成是很气愤，但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算了吧。”管理学院小张同学的这种“怕闹大”、“怕麻烦”的担忧是大多数同学不愿意将维权付诸行动的另一个原因。
“受害同学自己不上报的话，校方想帮助解决也无能为力。”厦门大学权益部负责人很无奈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