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法被刻意绕开
吕国华建议，撤销《拆迁条例》并进行拆迁立法。
吕国华的意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提出的，即征收非国有财产只能制定法律进行规范，属于行政法规的《拆迁条例》显然不得对征收非国有财产作出规范。
吕国华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课堂上，他对《拆迁条例》的印象“很好”。因为，它规定开发商不许干这个，政府部门不许干那个，“很多禁止性条款”。
吕国华做了律师才发现，在很多地方，开发商、政府部门“根本不理睬”这个条例。
因为，开发商、政府部门做了“禁止”做的事情，《拆迁条例》并没有惩罚性措施，也就是说，那些禁止性条款是没有意义的。
由于《拆迁条例》操作性差，各地都纷纷出台了实施细则。这些地方性规定往往都是从拆迁人的角度出发，牺牲了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然而，这些地方性法规比《物权法》、《行政许可法》更受当地法院青睐，更容易被认可，法院判决中提及的法律依据也难免因地而异。
这是吕国华代理拆迁案件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吕国华举了简单的例子。根据《行政许可法》规定，发放拆迁许可证必须听证，听取被拆迁人的意见。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部门和开发商几乎都不会这么做，当被拆迁人以此为由诉至法院时，法院都会绕开《行政许可法》，根据地方规定判决政府部门程序合法，称不举行听证并不会侵害被拆迁人合法权益。
吕国华认为，这些规定有恃无恐地剥夺了被拆迁人本来就十分有限的合法权益。
吕国华和他的同事们每年大概会接20多个拆迁案子，接案的标准一般是“被拆迁人在10人以上，拆迁项目是省级以上重点工程”。
这些案件中，胜诉率大概在30％，“很凄惨”，吕国华说，这里面有法律规定的问题，也有行政干预的原因。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的一项司法解释，在拆迁中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者提起民事诉讼状告拆迁人的案件，法院不再受理。也就是说，解决拆迁补偿纠纷，被拆迁人不能状告拆迁人，需要先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裁决，如果不服裁决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状告裁决机关。
“这就是说，被拆迁人的房子值多少钱要由政府部门来决定。”吕国华说，这很荒唐，本来是被拆迁人和开发商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却硬生生地加入行政裁决，“而且，政府给出的价格往往都比开发商给的还低。”
吕国华所做的，就是利用现有的《拆迁条例》的漏洞，通过诉讼技巧，拖住开发商，有时还会建议被拆迁人找媒体表达诉求，获得应有的补偿。
我国现行法律对公共利益性质的拆迁进行了原则性规范，而对商业利益性质的拆迁没有作出任何规定。事实上，当前各地拆迁中，商业利益性质的拆迁占绝大多数。
吕国华认为，本应由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协商而定的拆迁补偿，却因为行政干预，因为行政裁决和强制拆迁制度，变得不平等。
在安徽阜阳的一个拆迁项目中，同样被界定为违章建筑的3个被拆迁户，却经历了3种不同的命运。一个通过“激烈的抗击”方式，获得了超出评估价3倍的补偿金；一个打官司胜诉后，房子放在那儿不拆了；一个至今还捧着政府部门下达的强拆决定书，不知如何是好。
这样迥异的拆迁生态在吕国华代理的拆迁案件中并不鲜见，即使能拿到高额赔偿，被拆迁人都会经历一场辛苦的斗争，争取的过程难免悲凉甚至极端。
吕国华表示，商业性质拆迁中的拆迁当事人如果无法协商确定拆迁补偿，应该由拆迁人自行承担协商不成的后果。
“这就是说，你要建高尔夫球场，1000户里只有1户不同意拆迁补偿，那你就建不成。”吕国华说，如果有了拆迁法，国外那些似乎耸人听闻的拆迁新闻就有可能在我们这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