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影响性诉讼”继续推进法治中国
所谓“影响性诉讼”是指有较大社会影响的诉讼，是指为社会广为关注，可能引起立法和司法变革、引起公共政策的改变、影响公众法治观念、促进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典型个案。它通过媒体和网络等公共意见平台，走入公众的话语，从而影响到公共决策的改变和公众法治意识的提升，使个案和公共事务的处理进一步接近正义。“影响性诉讼”的传播对进一步提升法治建设和法治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西方国家，“影响性诉讼”却是源远流长。如美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司法判例确定了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件，司法判例否定了“分离但平等”的种族歧视观点，使得民权运动有了重大进展。这些“影响性诉讼”都是由公民推动，在司法作出独创性的判决或者推翻原有的判例后，因其对公共决策和公众生活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在媒体和其他公共意见平台广为传播。而在我们这个法治后发国家，媒体和网络这些公共意见平台，往往成为“影响性诉讼”产生影响力的主体。
2009年，“影响性诉讼”进一步激发公民意识的高涨。周久耕仅仅是发表了不当言论，就遭到人肉搜索，发现其抽天价香烟，进而又发现其大量的违法违纪问题，最终周获刑十一年，这一诉讼，激发了网民监督的热情，坚定了网络反腐的信心。“王帅遭跨省追捕案”的成功处理，让网民感受到时代潮流不可逆，任何阻止公民批评、建议的官员最终将惨败收场。
2009年，“影响性诉讼”进一步纠正公权的傲慢。公民张晖在上海遭遇到“钓鱼式执法”，在郝劲松和全国网民的支持下，他提起了行政诉讼。这一案件最终让上海交通行政执法部门的“钓鱼式执法”终止，而全国各地类似的执法普遍遭到质疑。公权的肆意妄为受到阻击。网民对于“躲猫猫”事件的持续关注和最终查处，则让全国的看守所进行了一次大排查，公权在履行监管职责上更加如履薄冰。
2009年，“影响性诉讼”进一步落实了公民权利。河南公民张海超以“开胸验肺”这种近乎惨烈的方式来验证自己是尘肺，让全国公民对于职业病鉴定的问题产生异常的关注，河南省卫生厅因此而修改相关规定，确保公民职业病鉴定能顺利进行。而公民罗彩霞被冒名顶替上大学始作俑者两罪并罚，也再次让人聚焦于对公民的受教育权和招生体制产生的漏洞，让这些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能在现实得到更周密的保障。
2009年，“影响性诉讼”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梁丽在机场捡到一盒黄金首饰，却被公安机关以涉嫌盗窃罪刑事拘留，在媒体和民众的关注下，深圳检察机关认定该案是自诉案件，最终案件被撤销。张剑刺死暴力拆迁者，则首开认可暴力拆迁中进行防卫的公民权利，法院认定张剑属防卫过当被判三缓五。这一系列案件的公正处理，既是媒体的不懈监督也是法院考虑民意的结果，同时也为法院今后的公正司法提供了借鉴。
2009年，“影响性诉讼”进一步推进制度完善。孙伟铭醉驾致人死亡案、杭州的飙车案等一系列案件的出现，促使了公安机关严厉打击醉驾等违法行为，并出台了更为严密的规定，让交通违法行为人人喊打。公民唐福珍的“自焚”和五位学者的上书，再次引发民众对野蛮拆迁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关注，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因此也走上了修改的议事日程。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相信，越来越多的“影响性诉讼”，将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法治进程，深刻影响每一个公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