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乎的是人
看过荷兰纪录片《永远》的人，难免会揣想，究竟是怎样一个导演，才能拍出如此安静而优美的影片。这部2006年面世的纪录片，当年曾席卷多个国际最高奖项。
掌声从北京电影学院的标准放映厅里响了起来，被欢迎的主角却迟迟不见登台。几分钟后，一位中年女子在助手的搀扶下，缓缓挪动着脚步登上了舞台。
她就是《永远》的导演海蒂·霍尼曼，应邀来参加北京国际纪录片论坛。在今年的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上，海蒂的纪录片《忘却》刚获得大奖，而在国际纪录片界，她早已是大师级的人物。
只是此时的聚光灯下，海蒂更像是一位怕冷的北京大婶，被大衣和围巾严实地裹了起来。她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刚下飞机，又被感冒突袭。有人甚至直接用“失望”，来形容初见海蒂的感觉。
而论坛组织者郑琼从得知海蒂要来那一刻起，便一直喜出望外，她“做梦也没想到能把海蒂请来”。
收到邀请时，海蒂只提了一个要求，“我和助手往返都必须坐商务舱。”
郑琼开始觉得海蒂这是“大师范儿”。后来，她发现自己错了。海蒂在说话时，说着说着身体就不能动弹。海蒂所患的疾病，根本不允许她坐经济舱。“不管怎样，她绝对配得上坐商务舱。”郑琼特意强调道。
进一步确立海蒂大师地位的纪录片《永远》，围绕着拉雪兹神父公墓展开。拉雪兹神父公墓是世界上最美丽、最知名的公墓之一，安葬着许多来自世界各地且在不同时期极富才华的艺术家。海蒂通过这部影片向人们静静地讲述着“死亡与爱的交融和艺术的不朽”。
“像她的人一样，电影是谦逊的，舒适的，在下面接住我们的心，然后浸透它。”看完《永远》后，中国纪录片导演季丹评价道。
在山形，获奖的季丹曾与海蒂同处一个领奖台。也是在那里，她第一次看到海蒂的作品，被纪录片《忘却》深深打动后，她告诉朋友，要做海蒂“终身的粉丝”。
在季丹看来，不管电影承载的是多么沉重的世界，海蒂都能够“让电影轻盈、优美地起飞”。海蒂能做到这一切，是因为她的阅历。
这个1951年出生于秘鲁小城利马的女子，是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者的后代。父亲在集中营里的经历，导致他具有很强的控制欲。
“不要相信任何人，没有一个人值得信任。”父亲这样告诉海蒂。他希望自己的女儿像男孩那样长大，于是，海蒂从小就开始学习射击。
“我射击很厉害的。”在下榻酒店的咖啡厅里，海蒂翘起大拇指，一边笑着，一边回忆着父亲的“独裁”。
反叛的种子，则早已在海蒂的心底落地生根。父亲禁止她接触钢琴等一切与艺术有关的东西，海蒂就跑到利马几个电影院里，去看“非常好的电影”。她很不情愿地去参加了医学院的入学考试。
只是在考试的过程中，这个考生“根本不看题目，选择题ABCD，随便选了了事”。最终医学院没进成，她还是被生物系给录取了。
这让海蒂多少觉得有些不幸。不久，她擅自申请转到了文学系，并为此和父亲大吵一架。“我从小感兴趣的是艺术，而不是科学！”她向父亲喊道。
在海蒂看来，自己做的这一切，都是对父亲“独裁”教育的反抗。而在父亲看来，这个女儿是没什么指望了，“跟不该混的人混在一起，吃不该吃的东西”。
唯一令父亲觉得安慰的是，女儿开始写诗了，很快诗人海蒂在利马便小有名气。时至今日，海蒂一闲下来便喜欢读诗。
“她最喜欢巴西诗人卡洛斯·安德拉德的诗作。”海蒂的助手伊斯特·高尔德补充说。海蒂说话很慢，甚至会让人觉得有些结巴，大多数时间伊斯特只是在旁边抽着“中南海”烟，搅着杯子里的咖啡。当海蒂辞不达意时，伊斯特便及时做提示或补充。
不过，在1998年第一次见到海蒂时，伊斯特完全没有插话的份儿。已经成名的海蒂那时正准备拍摄一部反映联合国维和士兵的纪录片《疯狂》。实习生伊斯特被制片公司安排到海蒂这里做助手。
还未等伊斯特开口，海蒂便不断地说着自己的想法。站在一旁的制片人实在看不下去，便打断了海蒂：“别说了，先听听这位姑娘要说什么。”
伊斯特早就听说海蒂这个大师级人物，“脾气很古怪，要求很苛刻”。但她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就“感觉很难相处”。
然而，第二次见面，这种感觉便被完全颠覆。海蒂给她冲上咖啡，她们聊了七八个小时，感觉“一见如故”。临别时，海蒂嘱咐伊斯特：“你去给我找几个有脑子的士兵。”
这让伊斯特觉得为难。“你知道，荷兰的士兵可不是以有脑子见长。”她点了一根“中南海”说。
这一次的合作，也从此将两个人拴在了一起。有段时间，伊斯特觉得有些腻了，换了一个制片人合作，结果很失望，便又回来跟海蒂合作。她觉得海蒂能跟她分享一切。
“如果自己心中有爱，或者感受到了艺术的美，而不向别人传达，这种行为是自私的。”海蒂强调道，语速缓慢而满眼的真诚。她解释说，艺术、美、人性大爱以及悲伤是共通的，每个人都能懂。而这也是她拍摄《永远》的初衷。她的作品则被有些影评人称作是“治疗抑郁的良药”。
海蒂对自己创作理念的坚持，在伊斯特看来，甚至到了“固执”的地步。
曾经，海蒂计划拍一部讲述历史故事的影片，制片人则表示，“讲历史的故事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但海蒂还是完成了这部影片，那个说“不”的制片人，在看了影片开头后，已被折服。
正是这种“固执”，最终让海蒂取得了成功。在这个中下阶层的家庭里，父母不仅不再责怪这个不听话的女儿，相反，走路都开始挺胸抬头扬眉吐气。有一年的利马电影节，海蒂不能出席，主办方便邀请了她妈妈参加，看到影迷朝自己欢呼，这位母亲“自豪得像一只骄傲的孔雀”。
但是在荷兰，这位31年前已经扎根阿姆斯特丹的纪录片大师，还需要为自己维权。2009年6月，海蒂向荷兰纪录片委员会申请经费做一个片子，结果遭到拒绝。对方怀疑海蒂是否具备表达人物角色和把握人物内心情感的能力，而在海蒂看来，这恰恰是自己的长处。委员会的怀疑，让她非常生气。
“委员会里把持着资金的人，没有一个是做纪录片的，甚至根本就不是电影人。”海蒂说。如今提起这事，她仍难以掩饰自己的愤怒。
她连夜给有关部门发电子邮件，写抗议信，然后打电话给媒体。经费最终申请下来了，而“别惹海蒂”也成了她身边的人经常开的一句玩笑。
更多的时候，平静下来的海蒂只想在影片里“传达一种爱”。尽管在伊斯特看来，海蒂“在爱情上有些傻，每次都爱得轰轰烈烈，然后心碎得要命”，但这个结过3次婚、谈过很多次恋爱的女人，还是喜欢表达“爱”这个主题，
经常有看过《永远》的人问海蒂是不是基督徒，海蒂则回应，自己家几代人全都死在集中营，“那么多人死了，上帝从来没有发出声音”。所以她不信仰上帝，而选择做一个人文主义者。“我并不在乎电影的主题，我在乎的是人。”她说。
这个人文主义者的影片，给她的中国同行和观众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视角。看过海蒂的纪录片后，季丹第一次意识到，“影像可以写诗”，这个中国纪录片导演也发现，在海蒂的镜头下，即便是在那些最底层的人的身上，“生命与美的痕迹无处不在”。
遗憾的是，这位纪录片大师在中国还鲜为人知。这是海蒂第一次到中国，对自己所置身的这座城市，她充满好奇。
她看到自己下榻的宾馆门口有两个女门童，觉得很少见，便要给她们拍照。但拍照时，她不是觉得光不对，就是觉得角度不好，零下9摄氏度的天气里，一张照片海蒂整整拍了10多分钟。
“尽管她已经58岁了，在心理上还像一个小姑娘。好奇而又苛求完美。”伊斯特如此描述自己的合作者。
在出租车里，海蒂不停地用相机拍摄窗外她觉得造型奇特的建筑。行至世贸天阶，这个平时喜欢逛街的女人，让司机停了下来，准备进去逛逛。但她很快发现满眼都是一些欧美品牌，便迅速转身出来，嚷着去秀水街。
在一家市场里，海蒂临时决定买下一个大箱子。因为她看到了前一天晚上喝过的红星二锅头，她觉得小酒瓶子挺可爱，当她离开市场时，那个箱子里塞得几乎全是“小二”。
这个喜欢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打算在中国看灾难片《2012》的女人说，要把这些有中国特色的礼物，带回国送给朋友。
“你觉得到底什么是永远的？”这是开幕式上看完《永远》后，中国观众问的最后一个问题。
“爱是永远的，死亡是永远的。”海蒂答道。所有人都以为她已经回答完毕，准备离开时，她冷不丁又补充了一句，“梦想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