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科学，右手和平
1954年11月3日下午这场报告的主讲人正是鲍林。不过，电话那端的问题他并没有听清。“我获得的是什么奖？授奖词怎么说的？”鲍林反问道。这个53岁的男人，既从事量子化学研究，也从事结构生物学研究，他不确定获奖的是哪方面的研究。
记者随即消除了这个疑问。“鉴于他在化学键和分子结构方面的研究”，鲍林被授予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
获奖的消息，令鲍林欣喜不已，却让美国国务院护照处的官员头痛。他们现在要面对的鲍林，早已不再是二战前那个只顾埋头做学问的大学教授了。
1946年，在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尤里的邀请下，鲍林加入了原子能科学家紧急委员会，这是一个反对研究核武器的组织，由爱因斯坦亲自领导。此前在妻子影响下，鲍林成为世界和平主义者，他拒绝参与“曼哈顿计划”，热衷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反对战争。
然而，战后没几年，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心理笼罩了他身后的整个国家。大多民众都加入到“根除共党分子”的合唱中，唱反调的人寥若晨星。
鲍林公开反对反共，这让不少好友为其担心。加州理工学院的新任院长杜布里奇，就在致全体教师的公开信里，告诫他们在发表个人意见时要“注意分寸”。但院长的这位老相识继续公开宣传对原子能技术实施国际控制，反对效忠宣誓，呼吁保障公民自由权。
每次到普林斯顿，鲍林都会去拜访爱因斯坦。在主人的书房里，这两个在加入紧急委员会之前几乎没什么交流的人，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谈话内容常常是世界大事、公众舆论、原子弹的残忍以及战争与和平问题，很少涉及科学问题。
这些行为被人谴责为“没有爱国之心”，也很快让鲍林进入被调查者名单。在呈送给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卷宗里，他被形容为“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麦卡锡时代的到来，让这位和平主义者陷入更大的困境。不过，这个被列上赤色嫌疑分子黑名单的人，并没退却。
1950年8月，伯克利学术会议代表来信，请鲍林支持他们反对校方强迫他们做效忠宣誓。作为对这些学者的支持，在一份公开声明中，鲍林宣称：“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务委员会先前引进的政治测试已使学校受害不浅，限制了思想自由和对真理的探求。”
与此同时，抗议信件与校园中的敌意，也一起涌向了鲍林。他不仅失去了与一家公司签订的合约，来自政府部门的科研经费也被终止。还有人写信质问杜布里奇：“为什么不把鲍林和其他赤色分子从学校中清除出去？”
杜布里奇则回应：“我希望在这个国家中，一个人不会因为他的政治信仰不随大流而遭到迫害。”鲍林得以继续为了美苏和解而四处发表演说，并对两国的氢弹研究公开持反对态度。
但不是所有人都会像杜布里奇这样。1952年，当鲍林提出参加英国皇家学会会议时，被美国国务院护照处拒绝。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将他的共振理论作为唯心主义的典型来批判。
“我不知道我的丈夫还能坚持多久。”在遭麦卡锡指控不久，鲍林的学生询问老师的近况时，鲍林的妻子含泪回答道。
这个男人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经过反复斟酌后，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决定给鲍林颁发护照。鲍林和妻子踏上了前往斯德哥尔摩之路。
回国后，这个诺奖得主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反对发展毁灭性武器的运动之中。他起草了《科学家反对核试验宣言》，并征集了49个国家的一万多名科学家的签名，转交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哈马舍尔德。
然而，新闻报道里传来的是苏联恢复进行核试验，美国总统肯尼迪随后宣布美国可能被迫恢复核试验。鲍林立即致电赫鲁晓夫，“以科学的名义”要求苏联人重新考虑他们的决定。
“我知道你在白宫周围转了两天了。”1962年4月4日,肯尼迪对受邀来白宫参加晚宴的鲍林夫妇说。两天来，鲍林就走在白宫外示威队伍的前面，手中举着的木牌上写着：“肯尼迪先生，麦克米伦先生，我们无权核试验。”
半年后，一个电话打到了鲍林家牧场附近的护林站。电话是女儿打来的，她只想告诉匆匆赶来的父亲一个消息，“你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了！”
电话这端，这个后来以《科学与和平》为题发表获奖演说的雄辩之人，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好把话筒递给了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