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祖父首倡上海世博
两年前的一个春日，翻译学家郑克鲁在澳门听说，其曾祖父郑观应是首位提出在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中国人。这个说法原本并不为人知，甚至连郑克鲁“当时都吓了一跳”。
年逾七旬的郑克鲁依稀记得，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于郑观应的相关介绍，“完全未提世博会”这一说法。其他书籍、史书，也无踪迹可寻。
连续几日，他决意在书房的故纸堆中寻寻觅觅。他拭去《盛世危言》摹本上的灰尘，戴上老花眼镜，一页页翻到《赛会》篇。在发黄的纸页上，一行小楷依然清晰，“故欲富华民，必兴商务，欲兴商务，必开会场。欲筹赛会之区，必自上海始”。
郑克鲁唏嘘不已。果真，一个世纪之前，曾祖父郑观应已提出上海举办世博会的主张。这个后人眼中的“清末打工皇帝”，是晚清维新派代表人物兼实业家。他辗转外资、官督商办及民营企业，先后于太古轮船、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及粤汉铁路出任总买办，风头一时无双。
不过，在史学家眼里，郑观应却更像一个“误入商界的书生”。这位身材瘦长、目光如炬的广东香山人在《盛世危言》中呼吁向西方学习，推行改革方案，对当时及后来的改革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及至延安抗战时期，毛泽东对记者斯诺回忆少年往事。他感慨，为了读这部奇书，“在深夜里把我的屋子的窗户遮起，好使父亲看不到灯光”。
和其他脍炙人口的名篇相比，《赛会》全篇不足3000字，在《盛世危言》中毫不起眼。不过，郑观应依然以简练的文字，阐述了世博会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他在开篇简单叙述了英国伦敦开创世博会的历史进程。之后，他详细介绍了法、奥、美、日等国举办的巴黎、维也纳、费城和东京世博会。其中，以189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为例，郑观应用分项的方法，解说了世博会举办的内容、组织、占地、筹备、资金等琐碎要素。
为了让民众更好地理解世博会，他用寥寥几字阐述了世博会的重要性：“其振兴商务有三要焉：以赛会开其始，以公司持其继，以税则要其终。”并且，郑观应认为，世博会可以使“民之灵明日辟，工艺日精，物产日增，商务日盛”，“利国利民”。
几行之后，郑观应笔锋一转。他提出一个明确的主张，由上海举办世博会。作为久居十里洋场的上海名士，他列举了上海的优势：“上海为中西总汇，江海要冲，轮电往还、声闻不隔。”
郑观应不辞辛苦列举了上海举办世博会的方法、经费等集款招商、辟地建屋的具体问题和解决途径。甚至，一些具体的筹办步骤，他都一一想到。他热切呼吁，先“组织小会，逐年推广，每岁扩充，以与东西各国并驾齐驱”，裕民足国、致富通商，最后希望当事者“高见远识”，促成此事。
提及100多年前曾祖父的热望，郑克鲁言谈之间不免“感到一丝惭愧”。他曾和大多数上海市民一样，对世博会“积极性并不大”。这是一件国家的大事，但是“老百姓该怎么过就怎么过”。作为上海翻译学会副会长，郑克鲁曾组织过有关世博会的翻译活动。但提到那些书籍的名字，他“已然记不清了”。
如今，郑克鲁积极投身世博会的各项工作。他打算就《盛世危言》中《赛会》篇做深入研究，撰写一篇论文，内容关于“郑观应的世博会系统理论”。
“在很多人眼里，举办世博会不过是炫耀国力的途径，其实并非如此。”郑克鲁严肃地说。他非常赞同曾祖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之《振兴工艺制造说》中的提法：“救中国之贫，莫如大兴工艺”的四大策略，其中一策便是“设博览会以励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