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论文发表机器”之路
尽管高山在接受采访时一再保证，自己的论文数据真实可靠，没有造假，而且也有业内专家认为，因为刊物定位的不同，作者大量发表论文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这似乎都不能否认，此事对公众以及学术界具有强烈的震撼效果。
说实话，海量论文发表比批量论文造假更能说明，现行学术研究体制的荒诞与不人道。批量论文造假固然创造了中国恶劣学风之最。但是，毕竟这其中有当事者个人的道德瑕疵因素掺杂其中。制度固然荒谬，但是，每个人都还是有“不作恶”的自由选择。我们充分理解那些挣扎在学术研究大厦底层的小人物的种种艰辛。不过，无论如何作假与抄袭等行为都是不对的。这怨不得别人。所以，能够真正呈现这种体制荒谬的是那些没有道德瑕疵的“论文发表机器”们。如果，高山教授没有学术造假的话，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代表。
高山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我一直在等待今天的采访。”这是一个悲情的开场。一个学术界的小人物清醒地知道“批量造假论文”事件对自己的影响，却又没有可以公开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只能被动等待可能会到来或者不会到来的申诉机会。如果没有记者的采访，或许，在279篇论文之后高山及其团队起早贪黑所付出的一切都将不会被公众看到。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为论文发表至上的学术体系所承受的一切，恐怕也将会被谴责的口水淹没。
在官僚化的学术体制中，普通的教授其实也只是弱势群体。这个体制的特点在于，其一方面按照官阶的高低而支配研究资金的多寡，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公。那些位高权重的学官们往往掌握着动辄数百万的研究资金，承担着国家重点课题，而高山这样的教授只能申请数万元的省级项目。另一方面，官僚化不仅仅是一种官本位，而且体现为行政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因此，在关键的人事、业绩考核中奉行僵硬的数字化标准，也就具体体现为对论文发表数量的狂热追求。发表论文对那些掌握着资源的学官们来说，或许并非难事，但是对那些学术圈“小人物”来说，毫无疑问是难度系数很高的规定动作。如高山这样努力加上精通发表技巧的人士，也堪称是世所罕见。然而，不论怎样，对于那些没有权力的普通教授来说，他们只是被考核、被管理的对象，他们尽管有保持严谨学术态度的权利，体制却决定了他们要为此付出现实的代价。
如果不能做有违学术道德的事情，就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坚守自己的原则以承受体制之恶，或者不得不适应体制并灵活应用体制的规则与漏洞。高山就属于后者，他只不过是把事情做到了顶点，也把学术体制的荒诞展现到了极致。高山有什么错，只要他发表的论文没有问题，国际期刊没有意见，论文发表得多难道就可以被指责吗？真正的问题只在于，是什么让高山对论文发表具有如此异于常人的狂热，是什么使他异化为论文发表机器？
高山说，他只是一个小人物。规则的改变，对他来说或许属于不可测的命运范畴，一如其从书斋中被拉出，成为新闻事件中的公众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