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自由，更要科学尊严
“请代我向劳厄问好。”站在美国普林斯顿的公寓里，爱因斯坦嘱咐道。
埃瓦尔德反问是否需要向普朗克和索末菲问好，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普朗克是马克斯·冯·劳厄（Maxvon Laue）的导师，与爱因斯坦交情也不错。
尽管这两个在纳粹期间从德国流亡的科学家此前相谈甚欢，在告别时埃瓦尔德却猜错了。爱因斯坦只是重复道，“代我向劳厄问好。”
此时，二战早已结束，但纳粹统治期间留给爱因斯坦的痛苦记忆依旧挥之不去。当然，更令他记忆犹深的，是劳厄曾经对他和一些科学家的保护和帮助。
1907年，爱因斯坦独立完整地提出狭义相对论已两年，但这一理论在社会上仍饱受争议。这位提出者还只能在瑞士伯尔尼的专利局工作。不过，他却迎来了一位与自己同龄的拜访者。这个自称被爱因斯坦的理论深深折服的年轻人，就是28岁的劳厄。
7年后，这位崇拜者因发现晶体X射线衍射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人评价，这一发现“使物理学中关于物质结构和研究领域从客观进入微观，从经典过渡到现代，发生了质的飞跃”。
然而，更为同行们称道的，是他在纳粹统治时期维护学术尊严和科学自由的行为。
1920年，一场反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公开集会在柏林举行，召集人是190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勒纳德等人。第二天，劳厄就和人联名在《柏林日报》上发表公开信予以反击。
“这不是什么损失。”当爱因斯坦辞去柏林科学院的职务时，科学院副院长扬言道。其他成员保持沉默，只有劳厄站出来，公开反对这种论调。
这样一个敢与权势人物唱反调的劳厄，爱因斯坦并不陌生。在“关于波动光学的革命性观点”发表后，劳厄在1917年3月24日给爱因斯坦写信，说自己知道这些观点“无疑”会激起一些物理学家“最强烈的憎恨”，但他“仍然要坚持这些备受谴责的观点”。
面对法西斯的疯狂迫害，一些德国科学家虽然感到“愤怒”、“羞耻”，但又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只好沉默地缩进象牙塔里。
劳厄全然不顾这些。就在纳粹掌权的当年，他作为德国物理学会会长，在全德物理学家年会上致开幕词。他引用伽利略坚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遭到教会迫害这一历史事件，间接指责纳粹党徒对爱因斯坦等犹太科学家的攻击。“地球仍在转动。”在发言结尾时，他用意大利语重复了伽利略临终时的话。
193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哈伯从德国逃亡后因心脏病去世。劳厄又公开发表悼词，颂扬哈伯的品质和对国家的忠诚，哀悼哈伯的去世是德国物理学界的损失。
有些科学家公开声援和颂扬希特勒，还亲自召集拥护纳粹的集会。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斯塔克便是其中之一。当他威胁劳厄必须参加集会时，遭到劳厄的断然拒绝。不仅如此，当普朗克等人迫于政治上的压力，提名斯塔克成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时，劳厄也公开反对。他表示斯塔克的加入将使科学院在国内变成没有价值的机构，在国外成为被耻笑的对象。
这最终导致斯塔克的愿望落空。劳厄也很快付出代价。他曾经担任十多年帝国研究所的顾问职务，后来被斯塔克解除了。1943年，在纳粹当局的强制命令下，他不得不从柏林大学提前退休。
但在纳粹之外，劳厄赢得了声誉。1946年，英国人对德国人还有些“恨之入骨”，但英国皇家学会主持召开国际结晶学会议时，还是邀请了劳厄。作为唯一一位受邀的德国人，他不仅没有受到冷落，还被与会者赞扬为“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科学家”。
退休14年后，一枚来自法国的荣誉军团勋章，被挂在了这位老人胸前，以表彰他“捍卫人的尊严和自由的功绩”。
从爱因斯坦的公寓返回德国后，埃瓦尔德也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爱因斯坦只向劳厄问好。“英雄只有一个，是冯·劳厄，不是普朗克。”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