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德国人眼里的中国高考
北京一处高考考点，考生准备进场。
本报记者 陈剑摄
来自德国的“80后”小伙子刘泽思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一口流利的中文让很多普通话不标准的国人都有些汗颜，而接到记者要采访的电话时，刘泽思随口就说：“你到我单位来吧！”他的“单位”是北京的一家外企。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
有件事情让这个“中国通”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说到中国的高考改革，制定教育政策的官员却总是言必称英国、美国？最典型的，就是高考增加面试招生这个环节。
“中国有13亿人口，2000多所高校，美国、英国有多少人口？他们有多少所高校？他们的情况可以进行面试，中国可以吗？”刘泽思问。
他最不能理解的是，制定政策的官员似乎忽视了一个大前提：中国的13亿人口中，有9亿是农民。
几年前，刘泽思曾经到宁夏西海固转了一圈。
著名的国家级贫困县西吉下面的一所学校让他很震撼。在刘泽思看来，这个学校都是危房：教室除了凳子、桌子和灯，其他什么都没有，甚至连窗户玻璃都没有。100多个孩子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要起来读书。一整天的时间，除了看书，孩子们就吃一个馒头，喝点水。
一名叫小马的孩子尽管已经是高三的学生了，但是看起来只有十二三岁。在小马那张苍白的小脸上，充满着渴望的眼神。小马告诉刘泽思自己的学习计划：几点学英语，几点学数学，几点学……
刘泽思现在还记得小马告诉自己那个计划时，双眼中透出的那种决心：“我一定要学出来，上大学，光宗耀祖。让全家有一个好的未来。”
当地的农民告诉刘泽思，农村出来的孩子，什么人也不认识，也可能家里非常贫穷，父母可能连普通话都不会说，但是可以通过高考这个途径上全中国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专业，最后成为国家的栋梁。
“高考是个非常适应中国国情的人才选拔方式。但是，如果让小马这样的孩子去参加面试，他能进得了学校的大门吗？”刘泽思问。他替农村的孩子算了笔账：到当地去面试，要多大一笔钱啊！在西海固，连温饱都有问题，更别说让他们到大城市面试了！“这个政策简直是糊涂！这样一搞，农村的孩子根本上不了大学。这个机会就不是给贫困家庭的孩子准备的。”他说。
在刘泽思看来，现行的这套高考体制已经很让农民吃亏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各个学科来说，无论是教材还是师资，农村都要远远落后于城市。英语是最典型的。对农民而言，英语是“鸟语”，而英语在高考总分中占的权重又很高，很多地方高考总分750分，英语就占了150分，这已经让农村考生亏了很多分，还不算不少地方把英语听力计入总成绩。
“我们吃的是农民的粮食，住的是农民盖的楼，为什么不能保证他们的公平？”他问：“没有金融家，我们可以活下去。但是没有农民，谁能活的下去呢？他们才是国家的根本。”
刘泽思有个业余爱好，就是研究中国的科举制度。在他看来，1905年废除的科举的根本，是用比较客观的制度来选拔国家的人才，这个传统又通过高考这个手段延续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维护公平是高考最主要的作用。
“科举有自己的问题，高考也有自己的问题。说的好听，高考是客观制度，说的不好听，是顽固或者死板的制度。”刘泽思说：“高考的确委屈了很多人。我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人。如果你给他一个面试的机会，对这些人来说，绝对是造福了。但是从大的层面来说，一个政策的改动，你必须考虑这个改动有哪些好处，哪些害处。”
刘泽思认为，增加高考的主观性，可能发掘出不善于应试的人，但是还会有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农村学生很难被发掘出来。那些主观的东西，比如参加面试，相对城市考生而言，农村学生的素质低，衣服破烂，普通话也讲不好。最后的结果是，少数人会有一些改善。但是，更多的一部分人被剥夺了权利。
现行的高考改革，话语权不在农民手中。就一些地方已经改革的步伐而言，刘泽思认为，对农民不公平。比如说，主观的面试和客观的考试，城里人都可以参加。但是对占中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来说，只有一条路。
“中国的高考需要改革，但是万万不能这样改革，不能动摇公平的基础。中国与国外不一样，必须有自己独到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改革不可以阻断底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刘泽思说。
“如果我是中国的教育家，农民问，为什么我们只有一条路呢？我没有脸告诉他们，因为你是农民，所以我少给你一个上升的渠道。”刘泽思说。“对我而言，那些农民不仅仅是个数字，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不仅仅有才华，也有理想。他们可以不满足自己的理想，但是国家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哪怕这个理想很遥远，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公平的渠道，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刘泽思有个建议：教育政策的制定者们，能不能少跑美国、欧洲，多跑跑西海固。少跟奥巴马聊聊，多跟西海固的小马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