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周刊》“双胞胎”风波
1月1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左侧），是原团队制作的最后一期；1月4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右侧）是胡舒立团队制作的试刊。
庄健摄
2009年12月30日，原《新世纪周刊》全体采编人员在办公室合影。
庄健摄
自2009年11月正式与《财经》分手，胡舒立及她带领的团队的去向就一直备受关注。有消息说，她将一心一意在刚刚履新的中山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的位置上工作；有消息说，她正在和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商谈新刊物的筹备工作；也有消息说，她的团队一直在北京西大望路某写字楼继续工作，准备创办一本杂志，甚至连新刊物的名字《财经新闻周刊》都起好了……
但是，所有这些传言性的消息在2009年最后两天被彻底打破。
2009年12月30日下午，财新传媒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张立晖向媒体确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记者注）已聘胡舒立担任《新世纪周刊》总编辑，《财经》杂志原副总编辑杨大明将出任《新世纪周刊》副总编辑，同时被聘为中改院研究员。中改院副院长苗树彬任《新世纪周刊》副总编辑，王烁为主编。
同一天，《新世纪周刊》的主管单位中改院也发公告证实了这一消息。公告称，“以胡舒立为带头人的新的编辑团队将着力打造全新的《新世纪周刊》”。
由于胡舒立及其团队供职于《财经》杂志时的出色表现，因此，当胡舒立的团队将操刀《新世纪周刊》的消息被媒体广泛报道时，网络上反馈的信息大都是欣慰和期待。
但不承想，1月4日，新团队编辑出版的第一期“试刊”便引起了一场风波。
《新世纪周刊》下了个“双黄蛋”
2009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媒体公开报道胡舒立受聘《新世纪周刊》总编辑的第二天，一份“胡舒立团队版”的《新世纪周刊》封面开始在一些传媒人的微博上流传，继而杂志出现在了京城的报摊上。
这份《新世纪周刊》的封面报道为《通胀如虎》，封面推介的其他重头文章还有《水价上涨年》、《通胀不能仅靠货币政策》等。
由于印刷量不大，这期杂志甫一摆上报摊便受到追捧。
不过，对于汤涌等原供职于《新世纪周刊》的21人来说，这可不是什么高兴事儿。他们发现，1月4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的版权页上，他们的名字集体消失了。
让人称奇的是，在“胡舒立团队版”的《新世纪周刊》热卖的同时，还有一份出版于2010年1月1日的《新世纪周刊》同亭售卖。
出版于1月1日的《新世纪周刊》为蓝色封面，封面稿件为《年度新闻图片专刊·2009——看，这一年》。同一个刊物名，但内容、版式和采编人员完全不同的杂志同时出售，这让很多读者和摊主感到蹊跷。
来自胡舒立团队内部的一位人士称，1月4日刊出的那一期《新世纪周刊》是原《财经》人马制作的第一期新刊物。“我们最近几个月都没闲着，已经制作了几期试刊，那一期的内容就从试刊内容中选取。”
据原《新世纪周刊》主笔汤涌称，1月1日出版的那期是他们原来21人采编团队编辑出版的。汤涌称，“原《新世纪周刊》采编团队在2009年12月29日下午仍在讨论和制作下一期选题，其中一些版面和稿件已经编好，却突然被告知胡舒立的财新传媒声明接管了《新世纪周刊》的全部业务。”
1月5日，财新传媒媒体联系负责人张立晖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两期《新世纪周刊》间隔三天出现在报摊上没有任何问题。
她介绍，因经营困难，原《新世纪周刊》并未严格按照每周一期的频率发行，而是每月的1日、11日、21日出3期，而新组建的《新世纪周刊》定于每周一出刊，严格按照周刊的频率出版。
对于一些员工提出的1月4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的版权页中没有原21位员工名字一事，张立晖解释，“1月4日出版的试刊因时间仓促而未把原采编人员的名单印上”。
但原采编团队反驳称，试刊有专门的试刊号，而且他们给广告客户也没有提到这期是试刊号，财新传媒给广告客户的函件上写明：“财新传媒的第一份杂志——2010年1月4日号《新世纪周刊》业已面世。”
“这里可能有一些误会，而且误会只是局限于交流上的，和合同没有关系。”张立晖说。
新合作揭开老伤疤
尽管《新世纪周刊》曾第一个报道了“中国国内首例艾滋病”等当时国内极具社会影响力的新闻事件，高峰时其发行量曾一度突破20万份／期。但对很多读者来说，在读到胡舒立受聘《新世纪周刊》这则新闻之前，他们对这份杂志知之甚少。以至于有媒体在报道时，将《新世纪周刊》称为“是一份不赚钱的学术期刊”。
而事实上，创刊于1988年10月的《新世纪周刊》是国家继《瞭望新闻周刊》后批准的第二个新闻周刊。
但在媒体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新世纪周刊》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1月5日，《新世纪周刊》法定代表人，原总编辑苗树彬坦承，“《新世纪周刊》已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财政困难”。
这一点从中改院院长、《新世纪周刊》社长迟福林寄语胡舒立加盟的言语中可看出端倪。迟福林在寄语中称，“希望新的《新世纪周刊》能取得更大的影响力，同时能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维持周刊的可持续发展。”
据一位原供职于《新世纪周刊》的员工透露，2009年全年，《新世纪周刊》杂志的广告总额超过1000万元，“这对于一个成本如此之低的杂志和仅有21个人的采编团队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好的效益了”。
但绝大多数原《新世纪周刊》员工承认，杂志整体财务状况不是很好，“这个我们都知道，可能广告收入被用到一些别的用途了”。
现在虽然还无法得知《新世纪周刊》确切的债务数额和历史遗留问题，但财新传媒面临的复杂局面是显而易见的。这本综合类新闻周刊的采编团队普遍被拖欠薪水两个月以上，记者稿费被拖欠达半年之久。
“在胡舒立受聘总编辑之前，我觉得我们21个人是在弹尽粮绝的时候，尽力支撑这本杂志的出版。”汤涌说。
据了解，原《新世纪周刊》的21名采编人员与主管单位中改院的签约方式是“一年一签”。2009年11月，这21人大都收到了续签劳动合同的意向书。多数员工在意向书上签了字，总编辑苗树彬也签了字。
汤涌称，在刚得知胡舒立受聘杂志总编辑时，不少采编人员心中曾有过欣喜，准备跟随新总编辑胡舒立大干一场，但当看到最新一期的《新世纪周刊》的版权页上没有自己名字的时候，“火热的心一下子就凉了”。
而财新传媒公司对此回应，版权页和劳动合同并无关联。4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为胡舒立团队的试刊，相信原团队与主办方及原合作方能够妥善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
两次商谈破裂后提起劳动仲裁
2009年年底，媒体在公开报道胡舒立受聘《新世纪周刊》总编辑时，大多数报道均出现了这样一句话：“胡舒立不仅将承担《新世纪周刊》所有遗留债务，还将留用前《新世纪周刊》的全体员工。”
但当版权页没有原21位采编人员姓名的《新世纪周刊》发行后，一位原《新世纪周刊》采编人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意味着《新世纪周刊》不安排任何工作岗位给原采编团队，已单方面解除了劳动合同，我们就以这种方式被抛弃了。”
对此，苗树彬认为，版权页上有无名字和劳动合同是否解除没有关系。他曾与原《新世纪周刊》副主编张邦松说过，原采编团队的人名不能全部上版权页，可以选择5个，但张邦松觉得难以平衡，后来就一个也没上，打算留到下一期再说。
据汤涌回忆，2009年12月30日，《新世纪周刊》原总编辑苗树彬到编辑部宣布，投资方要变，胡舒立将来接管，但“接管后具体的计划没有说”。
但在看到版权页没有自己姓名的《新世纪周刊》后，这21人开始心忧自己在新团队中的身份和地位，并主动请求对后续事宜进行商谈。
2009年12月31日，苗树彬与21人进行了长达14个小时的商谈，参与谈判的还有杨大明、王烁等财新传媒公司的中高层。谈判中，21人提出了一个包括支付拖欠工资、稿费、社保和补偿金的补偿方案。
但当晚11点谈判结束时，双方不欢而散。参加此次谈判的6位原《新世纪周刊》员工认为，“老东家和过去的领导缺乏谈判诚意”。
一名参加谈判的《新世纪周刊》老员工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谈判中苗树彬多次答应了21人提出的补偿方案，但在最后一刻拒绝在协议书上签字。
有报道称，双方谈不拢的主要原因是赔偿金额上存在分歧。
但也有消息称，谈判失败并非因金额谈不拢，而是杂志社方面并不希望采取解约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
谈判中，财新传媒方面曾提出，原《新世纪周刊》员工如有意进入新杂志，须在原劳动合同关系解除之后，再经过三个月的“双向选择”期，考核合格后才能正式被录用。原有工作年限不计，工作岗位及职位重定。
但多位原《新世纪周刊》员工认为，“所谓的双向选择是完全没有保障的，根本就不是过去的一种接续。”
1月4日，这21位老员工再次和苗树彬展开长时间商谈，直到当晚7点谈判结束，双方仍未达成协议。
1月5日，他们到北京市劳动监察大队递交了提请对《新世纪周刊》拖欠工资、稿费的劳动仲裁申请。
到这时，在微博广泛流传着一则“胡舒立入主，《新世纪周刊》全体采编人员被解约”的转帖，有网友在跟帖中称胡舒立团队为“强拆队”。
“新杂志社的大门是敞开的”
一位跟随胡舒立转战《新世纪周刊》的记者称，新杂志并没有裁员的意图，“虽然原财经团队有不少人过来，但我们还在招人，以适应一个综合性新闻周刊以及未来网站的需求”。
据了解，1月4日，原《财经》杂志执行主编、现《新世纪周刊》主编王烁在编前会上重申，仍然真诚地欢迎原《新世纪周刊》的采编人员，以双向选择的方式，加入这个团队。
1月5日，苗树彬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存在提前解约的说法，大门是向他们敞开的，不存在解约问题，工龄也是延续的。”
苗特别提出，原有员工进入新杂志，是继续与《新世纪周刊》的劳动合同，并不与财新传媒公司签合同。
同时，苗树彬也准备好了两手打算。他称，如果有员工坚持要走，将给予他们充分的补偿，即补全拖欠的工资和稿费，将按照法律要求的最高标准进行补偿，保证他们今后正常工作。
汤涌称，1月4日上午，他接到财新传媒公司人事部门的电话，通知他到北京温特莱中心上班。但他认为，自己与财新传媒公司没有关系，也未曾签署任何合同，便拒绝了。
1月5日，张立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财新传媒公司曾多次给原《新世纪周刊》员工打电话、发邮件，通知他们到新编辑部上班，但截至目前，没有一位原《新世纪周刊》员工到新编辑部报到。
苗树彬称，原《新世纪周刊》的21位员工中每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我们希望与每个个体单独商谈去向或者赔偿的问题，而不是和整个所谓的‘21人团队’谈，他们中的几个人代表不了整个团队。”
张立晖也重审了财新传媒公司对原《新世纪周刊》21位员工的态度：“新杂志社的大门是敞开的，我们随时欢迎他们来新编辑部上班。”
张立晖最后称，“必要的话，这21位员工可以不经过‘双向选择’，直接到新编辑部继续工作。”
本报北京1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