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院所反腐也不能寄望于教育
基于此，诸多针对科研单位反腐的建议，集中在对科研业务精英的法制教育，期待改变他们高智商低“法商”的素质结构。不可否认，就任何一项公共治理而言，教育人都是根本性问题。科研单位的人员知识层次高，接受法制塑造的可能性和成功几率也大。但制度乃是对人性贪念和弱点的一种设防。考量当前我国科研院所腐败高发现象，关键就是因为制度失守。
以高校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校改革和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推进，在一波波圈地扩校和扩招的背景下，由于缺乏足够的制度规范，使得“象牙塔”内的资源调配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区，基建、采购、后勤和招生等领域的腐败令人触目心惊。从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获刑10年，到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元，及至去年引起舆论哗然的武汉大学腐败案，此起彼伏的高校腐败让这片“净土”喧嚣不止。
分析这些个案，个人思想防线不牢固然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具普遍意义的警示则是制度防范不力，高校内的监督几近空白。市场化的改革路径扩大了科研院所领导手中的权力，但与之配套的权力监管机制并未形成，自治性的规范极度缺失。如武汉大学早在2006年初就开始了校院（部、系）两级财务管理体制改革，学校直接“分钱到院”，由院系自主“理财”。其初衷本是扩大院系自治，可放权的同时并未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随着领导手中的权力被激活，权力变质的危险也同步产生。
从深层次分析，监督制度缺失的背后，乃是行政化体制的病灶造就了科研院所的官僚制内幕。从几百所高校处于教育部门管辖之下，到无数依附于各级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一种套用官僚制的行政化体制，导致科研院所不仅在外部不能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而且在内部管理上严格遵从上下级的行政思路：科研院所党政“一把手”多是具有行政级别的干部，任免多由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实施；而且各种课题申报、职称评定等莫不渗透着严重的“长官意识”。在“伪市场化改革”中，这只是将权力交到了缺乏监督的科研院所领导个人手中，导致一所大学校长身兼教育家、企业法人、行政领导三职于一身。
高发的科研院所腐败，提醒教育科研管理体制必须有深层的变革。在香港和国外一些真正推行自治的大学，校长作为法人代表往往只是一个“化缘僧人”，利用其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筹集更多资金，而对于资金使用、教学及科研管理等重大事项，一般由校董事会或民主荐举的教授代表民主表决，整个科研项目的全程运作乃至细到购买一块电池，都有详细而严密的操作规范。以此为鉴，在外围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推动行政化体制转型，强化科研管理民主参与和监督，才能破除“权力与腐败”的定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