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暴中扣住两颗石子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在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戴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并不奇怪。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15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但是这个人不服用。有关部门曾有意调他，他却坚持留在上海——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车辆开动之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即，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地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这好像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殊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像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在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抠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那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他在日记里写道：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那时他早已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人家拉完。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
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莎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这句话像刺一样扎了我一下。这个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做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10年，他没有日记留世。他着手翻译经济著作，译稿约40万字，1968年8月监督时开始搁笔。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事后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某地，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责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的神态。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顾准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个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个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顾准就是这样）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开始沉痛反思，回到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这也是他的信仰——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注：编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