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伦理离不开媒体互相揭丑
令人欣慰的是，元旦过后，连续看到了几起“媒介批评”的新闻，让我怦然心动。一是四川一媒体因在一起车祸报道的现场照片中抹去了肇事车身上的“路政巡查”字样，近日深陷舆论漩涡，甚至被戏称为“报改改”。（《南方都市报》1月9日）二是湖南湘潭矿难28人受困其中25人遇难，当地官方新闻稿的大标题就是“领导高度重视反应非常迅速措施非常有力取得很好成效”，此报道遭到网民质疑：都死了25人了，还“很好成效”？（《都市快报》1月7日）
从“媒介伦理”的角度，这些都可以算广义传媒界的自我矫正吧。稍有遗憾的是，媒体在报道之时或者都采用了“某报”“一媒体”等仍然模糊的字眼，或者批评只是网上进行，让这种批评失掉了很多魅力，也使我们不敢盲目乐观。
这些年，媒体挑战基本伦理底线的事情不时发生。小到记者排队收红包、搞有偿报道、搞极度媚俗报道，大到给广告客户面子，像昔日三鹿手拿钞票四处投放广告“封嘴”所做的那样。有什么办法能让搞乱江湖规则的媒体无立足之地？自律？从来就是只对君子管用，对“小人”不管用，过分倚重自律，结果只能是“老实人好人吃亏、奸猾狡诈者得好处”。或许，也应该借鉴经济领域里“市场竞争”的那套理论，在媒介市场的公开竞争中保持基本秩序，用“市场”的手法来实现传媒业的优胜劣汰。权力与资本对媒体的侵入，都是局部的，很少能做到全部覆盖。你给资本面子，拿了钞票后涂脂抹粉，我不给面子，给你洗个素面朝天；你给当地政府遮丑，我就连你一起“揭丑”，让你一起丢人。若能形成这样一个基本局面，为了声誉、为了生存，媒体总要多一些顾忌，多讲一些伦理。
在很多国家，“媒介批评”本就是保持媒体纯洁性的重要工具。中国的“媒介批评”作为一门学问，在高校里的学科体系探索上不断发展，但在现实中，应用的却远远不够。大多数缺少批评的勇气，也缺少被批评的雅量。从连续出现的几起“批评媒体”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巨大的障碍之石被撬动了一角，能否彻底挪开，却需要取决于有没有更多媒体的精神自觉与勇敢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