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慰安妇最后的日子

    这位84岁的慰安妇，两次站在日本的法庭，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她坚称“只要活着就上诉到底”。她一生走不出那段历史的阴影，晚年贫病交加，又遭身边人的歧视，这让她生活在另一种现实的阴影里。可她仍然坚强、乐观、爱美——

    84岁的陈金玉老人，一生不曾学会识文断句。她更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书卷的一部分。

    有好几本书里，她满脸皱纹的照片占据了许多页码。可即使是大特写，也很难辨识出老人脸上的那几道伤疤。60多年的光阴，已将它们融为皱纹的一部分。

    然而这些伤疤始终刻在老人的心上——她是位慰安妇。

    当地人把慰安妇称作“日本娘”，意即日本人的新娘。对陈金玉来说，这是最侮辱人的一种称呼。

    陈金玉是地道的黎族人，生活在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的北赖下村。她一生的头75年里，几乎没有到过家门口10公里以外的地方。

    即便是那个改变她一生命运的“慰安妇服务处”，也距她家门口不过数公里。她常常“一不小心”就路过那里。如今，那里拆了，建起了一片商铺。

    然而，有些东西是永远拆不掉的。几十年来，陈金玉经常做噩梦，梦里日本兵追她，她不停地跑，跑到哪里都看到日本兵，到处是光秃秃的，没有躲藏的地方。惊醒之后，她常常“吓得心怦怦乱跳，全身都在颤抖”。

    2007年8月出版的《真相：慰安妇调查纪实》这样记录了陈金玉的经历——

    “1941年年初，日本人在我们这里建据点的时候，我16岁。当时日本人把我抓去当劳工。开始我被派去种水稻、蔬菜，不久就被编入了‘战地后勤服务队’，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战地后勤服务队’是干什么的，只以为当了服务队队员比其他劳工要轻松一些。

    “在我当了服务队队员后的第7天，我和其他姐妹正在吃午饭，日本兵来到我们住的工棚，叽里呱啦说了一阵子后，翻译就对我说：皇军叫你现在去他的房间，有事找你。当时我非常害怕，但又不敢不去，就跟着他们去。

    “从那以后，我天天都要被日本人强奸。就连来月经的时候也没有被放过。”

    如今，她的大腿、脸上、口腔，有好几处日本人留下的伤痕。

    这些伤痕伴随了她大半个世纪，可她从没想过去讨要什么。直到1996年，海南省政协组织一个课题组，调查二战期间的受害人，一位叫陈厚志的志愿者找到了这个满口黎语的瘦小的老妇人。

    她的生活半径一下子超出了这个到处是椰林的海岛。这个身高1．5米左右的老人，开始了她与时间的一场马拉松赛跑。

    2001年7月，陈金玉等8名海南“慰安妇”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一审败诉。几年间，4位老人相继离世。

    2008年12月，干瘦如柴的陈金玉终于走出家乡，第一次乘坐海航免费提供的航班，到日本以原告的身份在二审中出庭。

    老人患有严重的风湿病，腰已经弯曲成大钝角。小儿子好几次看见她“腰痛得在床上打滚，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

    可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她的背挺得很直。这位病弱的老人给当庭的60多位旁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人记录了当时的场景。当法官问到老人第一次受害的情况时，老人在讲了一半之后，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那时，我才14岁呀！”

    因为过于激动，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整个身子都在颤抖。律师们为阿婆请来保健医生，上前摸搓老人的背部，安慰她。

    当时，82岁的日语翻译德永淳子哭了，坐在辩护席上的杉浦律师流泪了，旁听席上的一部分人的眼睛也湿润了。见此情景，法官宣布暂时休庭几分钟。

    休庭的时候，旁听席上没有人站起来，没有人走动，更没有人说话，大家默默地注视着这位老人。法庭格外安静，只有老人的哭声在法庭里回荡。

    次年，老人的背弯得更厉害了，这一次，她不得不坐在轮椅上再赴日本。

    她说：“就是爬，也要爬去讨回一个公道。”出庭前，她特意把头发梳了又梳，戴上一顶航空公司送给她的新帽子。旁人说：“83岁了，她依然爱美。”

    这个听不懂普通话的老人说自己不懂法律方面的事情，完全不知道诉讼主体、海牙公约这些词，她只知道在“跟日本人打官司”，至于官司打赢了最想得到什么，老人说：“要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

    二审再次败诉。这位倔强的老人用土语嚷道：“只要活着就上诉到底。”

    在日本，老人并非一无所获。她收获了好心人送来的樱花糯米饼，还收到一根轻便的桃木拐杖。拐杖是一位95岁的老太太送的，老太太一直使用这根拐杖很多年，她希望这根幸运的拐杖能给陈金玉带来长寿，能看到胜诉的那一天。

    可只有这位八旬老人自己知道，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随着身体越来越差，她甚至害怕出门，担心一走远就再也回不了家。

    从日本返回海口的当晚，由于广州大雨导致老人乘坐的航班备降珠海，待航班飞到广州时已经是深夜12点。航空公司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愿意为她安排免费食宿，可老人执意要回海口。她说，自己“只想回家，再晚也得回家”。航空公司不得不让她乘坐最后一个航班回到了海南。

    老人如此惦念自己的家，其实在很多人眼里，那简直不像一个家。两间矮小的破黑屋，没有一扇窗子，屋里唯一称得上电器的，是5瓦的灯泡。屋里唯一能看到色彩鲜艳的东西，是陈金玉20多年前为自己织的一条麻布筒裙，筒裙红、绿、黄的线条相间成图案，只有在节日，老人才会穿上它。

    小屋前摆放着老人的棺材，因为没有油漆，又经十多年的风雨侵蚀，表面看上去就像是一截腐朽了的原木。儿子文大英认为，那只是普通的木材所制，可母亲非要说是上等的木材，是黄花梨。

    就这个话题，母子俩可以争论上10多分钟，谁也说服不了谁，但争论时，他们都面带微笑，似乎并不在意结论如何。那时候，儿子觉得这个“弯得像把尺子”的母亲更像一个孩童。

    偶尔，老人也会看着棺材，伤感地自言自语：“跟我在一起的那些人都死了。就剩下我一个了。”

    在老人的一生中，相伴她最久的除了那些伤疤，就是一只镯子了。

    有人夸她：“你手上的银镯子很漂亮嘛！”这时，她会掩住嘴角笑出声来说：“哪里是什么银镯子呦，是铝的。”

    她说：“这个镯子是20多年前，老伴还在世的时候，取下废弃的暖水瓶上的铝，我给它弯成了一个镯子，老伴帮着打磨光滑，一直戴到了现在。”

    在老人眼里，已经离世10多年的老伴，是她一生中最亲的人。“这一辈子，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尽管知道她的那段经历，他却从来没有说过难听的话。丈夫是个草药郎中，每次到外村看病，都不忘给她带瓶小酒。

    说起往事，老人像小姑娘一样有些害羞，右手拉扯着一件紫色的旧毛衣。

    正是这件毛衣又惹起了陈金玉的伤感，当着众人的面，她泪流满面，像是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孩童。紫色毛衣是20年前一位亲戚送给陈金玉的，那位亲戚前几年去世的时候，陈金玉甚至买不起纸钱送那位亲戚一程。

    但5个儿女也毫无办法。他们也很贫穷。儿女们能提供的只有可供温饱的稻米和一点点买菜的零用钱。

    哭完了，再提起其他的话题，陈金玉又开始有说有笑了。

    在儿子文大英的眼里，母亲是个极会享受生活的人。“妈每天4点多就起床了，现在是冬天，她会先烤烤火，然后做自己最喜欢吃的饭菜，把粥煮得烂烂的，野生茄子炒出来也没有一点点苦味。”

    文大英说，身体好时，她在小屋前纺棉花，做筒裙，晒萝卜干，每天下午4点多，她就会自己抱着一小捆柴火，烧上热水，慢慢擦洗自己的身体，然后舒舒服服躺下睡觉。

    当然，“日本娘”的称呼还是会时不时从她家门口飘过。她说，这么多年来，甚至路边的小孩都为此奚落她。有人嘲讽她：“以前干过那样的事，干吗不干脆嫁给日本人，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为此，陈金玉从不愿意去邻里家串门，她受不了邻居们偶尔暴露出来的异样眼光，也受不了有时无话可说的冷场。

    最让她难过的是，自己的孙辈也这样看。有一次，她的孙女对她说，不应该站出来去指控日军的种种暴行，更不应该把自己过去的事情再拿出来给别人说。

    这位天性乐观的老人，如今爱上了看电视。偶尔，她会乐颠颠地去一个有小彩电的孙子家待会儿，她听不懂电视里的话，可她很喜欢“花花绿绿”的色彩，但很快，她的眼睛就会疼，簌簌地掉泪，她感叹自己“实在太老了”。

    只有跟5岁的重孙在一起，她才会忘掉自己的年龄。她弓着腰，跟着小屁孩，一丝不苟地学说普通话“吃饭”、“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