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太：为农民工打官司犹如炒股，我被套牢了！
深圳劳务工博物馆位于农民工聚集地宝安区石岩街道，“我为什么来到在石岩的劳务工博物馆搞讲座？因为十多年前，我在深圳接的第一个劳务工案子就在石岩。”周立太用铿锵有力的重庆口音开始了他这场主题为“劳务工维权的喜与忧”的讲座。这场讲座吸引了附近100多位农民工到场聆听。
周立太被称为“农民工律师”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他多为农民工打维权官司，另一层则是他自己的农民工的身份。出生于重庆市开县五通乡一个农民家庭的周立太，仅读过小学二年级，1980年至1983年期间他曾在湖南省安乡县的一个砖瓦厂打工，打工期间自学法律，1986年取得律师资格。
从1996年5月1日到深圳办理第一个农民工工伤赔偿案件，周立太和他的律师事务所先后受理全国各类农民工维权案件一万多起，而让周立太名声大噪的是在2001年他代理吴雪等56名中国女工被韩国企业老板非法脱衣搜身的案子。
然而，周立太绝对算得上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2007年，一篇题为《又有一群“狗日的”跑了》的博文，让周立太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为农民工鞠躬尽瘁维权的他，反过来又骂拖欠律师费用的农民工为“一帮畜生”。3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在公开场合重提这篇文章，强调这些农民工是“不守规则”的人。
他用略带愤怒的口气，举了个最近发生的一个例子，青海省的一个农民工辗转深圳、重庆等多个城市找到周立太打一个维权官司，胜诉后，法院判资方赔付了68万，但拿到钱的这个农民工却没有支付分毫律师费，“我们的人去青海收钱，他反过来组织当地人打我们。”
“周立太仅仅是个律师，不要把周立太神话了”、“在网上找得到关于我周立太的几万条新闻，但在银行却找不到我周立太的一分存款！”两个小时的讲座，他花了近半个小时来表达自己对这一现象的愤怒和无奈，激动的时候甚至飙出几句地道的重庆脏话。
周立太解释之所以出现此种情况，客观原因是对农民工的赔偿金多直接打入其账户，但农民工最大的特点就是来自天南地北，一些人收到赔偿后就跑掉，让他无处讨债。而更深层次的主观原因是农民工群体缺乏一种合约意识。“我曾经说过，农民工社会是一个游民社会，这是一个不讲规则的社会，这么多年来，我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农民工必须讲规则。”
他甚至苦口婆心的分析不讲规则的危害性，认为这不仅影响了社会整体的法治进程，还挫伤了律师给农民工打官司的积极性。“这样的社会是不和谐的，让人寒心的。”
既然如此寒心，是否想过不再为农民工维权呢？周立太话锋一转，坚定的说“到死也要为农民工打官司。”如此坚定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对农民工容易被伤害以及维权之难的切身感受，另一方面，周立太表示为农民工打官司犹如炒股票，“被套牢了。”
从1996年第一个农民工案子开始，周立太在15年接手了上万个农民工案件，这让他有种“骑虎难下”的感觉。案件一桩接一桩，找上门的农民工从未断过，每一桩劳动争议仲裁及诉讼案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张三跑了，并不代表没打完的李四会跑。一个案子在诉讼过程中，又会有新的案子出现，一环扣一环，一桩又一桩，停不下来。”
讲座中，周立太还提到，金融危机对以出口为主导的珠三角经济有较大的影响，直接体现在大量企业倒闭，但他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损害农民工的利益。虽然总的来说，深圳在劳动合同签订、社保等方面做得比较好，但对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损害农民工利益的新现象要引起注意，包括企业不再支付加班费，不按时缴纳社保致使农民工被迫辞职，而且，一些企业倒闭后，政府垫付了部分员工工资，但在后期财产拍卖处理时并未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利益。
讲座结束后，劳务工博物馆主任宁建文向记者透露，博物馆正在与周立太协商，想把他多年积累下来的案子做成展览，如果资金充足，馆楼还专门拿出一层来做展室，目的是为更多的农民工维权提供案例参考。对宁建文的这一动议，周立太甚是兴奋，他说，如果这一想法能实现，“不仅会震惊中国的，更会引起世界的关注”。
本报深圳1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