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公平的教育也一定会牺牲效率
谢小庆的观点是“考试是追求效率的工具，考试所追求的并不是公平”。因而，他反对打着农村孩子的旗号反对高考改革。而我认为，牺牲公平的教育肯定也是牺牲效率的教育，如果大学包括名牌大学中农村学生的比例越来越低，那这样的教育肯定出了问题。
谢先生说：“30年前，我们为什么要恢复高考？显然是为了‘效率’而不是‘公平’。与原来的‘推荐方式’相比较，考试方式明显有利于城镇居民而不利于农村居民。与‘推荐方式’相比，恢复高考以后城镇居民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明显提高。”也就是说，他认为“文革”期间的推荐制度是一种比较公平的招生制度，只是效率不高而已。
仅从农村学生的比例看，推荐制度似乎比较公平。但当时能被推荐上大学的大多是干部子弟，普通百姓家的孩子要进大学极难，特别是所谓出身不好的孩子。著名记者范长江的儿子范东生在回忆当年的改革时就说：“当时心里一点儿把握都没有（当时他的父亲尚未平反），但是事实证明，这个高考制度给青年人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不是看你出身怎么样。”
同时，谢先生认为：“大学中农村孩子比例下降是事实。这一事实是发生在高考‘岿然不动’的情况下，而不是高考改革造成的。引起温总理关注的‘农村孩子上大学比例下降’的问题，并不是高考改革的结果，而是僵化、陈旧的高考制度造成的。”既然谢先生认为大学中农村孩子比例下降是僵化、陈旧的高考制度造成的，那符合逻辑的结论应该是通过高考改革，农村孩子比例应该上升。可仔细阅读谢先生文章，得出的结论似乎是高考改革是为了提高教育效率，可以不必考虑农村孩子在大学中的比例。
农村孩子与城市孩子的差别，并不在天分而在后天所受的教育。对于农村孩子而言，即使考分低一点，即使现在去面试没有出色表现（说普通话没城市孩子好，英语口语没城市孩子标准，知识面比城市孩子窄），如果能让他们进入高校，同样可能成为高素质人才。可由于教育制度有问题，很多农村孩子被关在大学校门之外，这既不公平，也影响了效率。
最后，我想引用一个德国人的话作为文章结尾：“中国的高考需要改革，但是万万不能这样改革，不能动摇公平的基础”，“那些农民不仅仅是个数字，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不仅仅有才华，也有理想。他们可以不满足自己的理想，但是国家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哪怕这个理想很遥远，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公平的渠道，让他们去实现自己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