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能否重兴科学热

    1月20日，来自上海虹桥国际学校的小朋友们在上海动物园上演“功夫熊猫”。当日，“2010年大熊猫上海世博行”的开幕仪式在这里举行，10只汶川大地震后出生的大熊猫宝宝，1月5日运抵上海后经过两周的适应，于20日撩开神秘的面纱正式与公众见面。

    本报记者 刘占坤摄

    离上海世博会开幕还有100天，各省区市的头头们就在盘算“瓜分方案”了，因为世博会后各展馆将搬迁到全国各地。“这样顶级的高科技应当让全国人民分享”，上海一位领导大度地说。其实，上海作为东道主，对这场科技文化的大餐“嚼烂全吞”的企图早溢于言表：请院士进学校，在园区上科学课，下文要求组织所有三年级以上小学生、中学生参观世博会……

    在政府的强刺激下，沉寂多年的“科学热”，能否借世博会东风再现？

    《十万个为什么》辉煌不再

    直至现在，《十万个为什么》依然是一个传奇。1961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十万个为什么》，三年后丛书就印行了580万册。“文革”后期，《十万个为什么》发行量达到上千万册。

    《十万个为什么》其实只有一千个为什么，当时年轻的叶永烈一个人就写了300个为什么。在他看来，上世纪60年代那股“科学热”来得很自然，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随后又是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那是在美帝围堵，苏修封锁，自然灾害频发的年代里，中国人创造的惊人奇迹。“科学热”伴随爱国情迅速火遍中国。但这股科学热潮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文革”的爆发就很快消退了。

    1978年前后，随着高考的恢复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中国又迎来久违的科学春天。《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回忆说，“那时出版社重印过去的科普作品，常常排大队。因为学校在灯市口，我就利用课间跑王府井书店，每天一次，书店的人都认识我了。”上世纪80年代初，科普热达到高潮，其中尤以科幻热最为炽烈。大量国外科幻作品被翻译到中国，《铁臂阿童木》、《大西洋底来的人》风靡一时，国内优秀作品《珊瑚岛上的死光》、《飞向人马座》等也开始出现，并被大众追捧。

    1978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出版了，一出版就印了300万册。叶永烈本人也没想到这本书的影响有这么大：20年后，中国电信征得叶永烈授权，将“小灵通”作为品牌。鼎盛时期，全国1亿人在用小灵通。

    但是，到1983年，科幻大潮随着一场争论戛然而止。当时围绕科幻小说究竟姓“科”还是姓“文”，两派观点展开激辩。《中国青年报》的“科普小议”栏目成为辩论意见最为集中、尖锐的一块阵地。根据一些科幻作家的说法，后来这场辩论“已经不是正常的学术争论了”，是要“借助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声势，企图从政治上把一些科幻小说打成‘毒草’……中国科幻小说就是这样被棍子们打下去的，至今尚未恢复元气！”

    回顾那场辩论，致力于此方面研究的《科技日报》记者尹传红认为，如果把科幻小说的批评一概斥为“打棍子”，甚至认定它们就是导致中国科幻落入低谷的“祸首”，似乎有失公允。“试想：遭受过各种批评、批判的文学品种并不少，何以科幻小说就如此脆弱呢？中国人需要科幻吗？它的成长和发展又需要怎样的土壤呢？”

    应试教育打败科学教育

    上世纪90年代后，年轻人的人生理想和社会教育理念发生逆转。应试变成调动一切能量和资源的指挥棒。

    去年年初，中国科普研究所的副教授陈玲和同事们做了一个名为“青少年创造性想象力发展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的课题。在去年年底之前，她所在的课题组完成了对全国100多所中小学的调查，回收学生问卷近两万份。

    在做预调查的时候，一些普通学校的老师在座谈会上告诉陈玲：我们做老师，就是要对家长负责。家长把孩子们送给我们，我们有义务把他们送上大学。我们没有时间在孩子身上做实验，也没有义务去开发他们的想象力。

    陈玲说，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学生的想象力不是一味地降低。反而随着年龄的增加，想象力是增加的。重要的是，中国学生的想象力表达不出来。

    最极端的例子是一本科幻杂志的一夜成名。《科幻世界》是一本“窄众”杂志，这本科幻迷们的最爱，在1999年突然名扬四海。这一年高考语文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巧合的是，这年7月号《科幻世界》杂志刊登了一篇有关记忆移植的科幻小说。杂志社在高考后不断接到考生和家长的电话，要求购书者络绎不绝，几天的时间里，不仅新杂志脱销，连过去的合订本也卖得很火。第二年，它的发行量更是从20万份猛增至40万份。

    王梓坤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少有的科普作家。80多岁的他很喜欢去学校给学生们做科普报告。让这位资深院士郁闷的是，很多青少年对科学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很多学生迫于升学的压力，功课沉重，不少学生没有更多的时间阅读课外读物，也没有时间学习课外的东西。

    在中国科协常委、中国科协科技与人文专门委员会主任、中国高校创造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张开逊看来，小学阶段的课程设置极不合理。小学重视两门课程，语文和数学，老师和家长都力求双百。这两门课程很重要，但仅仅是工具，代替不了关于宇宙本身和物质世界的知识。“科学教育在应试教育强大的机制面前，显得非常脆弱。整个教育就是重复标准答案的考试机器，不是标准答案，分数就不够，就上不了大学，就不了业。”

    2005年上海市科教团工委完成的《当代上海市青少年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在过去两年中，有63.5％的被调查者一次也没去过科普场馆。至于没有去的原因，有49.31％的人表示学校或单位没有组织，48.99％的人是因为没有时间。一些来自不同的机构或个人在不同时期的调查，不约而同地印证了这个结果：企业家、管理者、歌星影星成为青少年眼中的理想职业，选择“科学家”的不占多数。中国科学院专家王庭大曾对北京市的1000多名中小学生做了相关调查，在9个职业中，选择“科学家”居倒数第三，只比工人和农民排名靠前。

    不信东风唤不回

    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高小玫提出一个建议，希望制定一个“全民科学素质迎世博行动计划”，借助世博之机，组织开展各类科普文化活动，重新唤起全民科学热。她的建议得到众多附议。

    “中国的第三次科学热，有这样的社会需求，也有足够的背景和条件。”科技界人士在讨论中说，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再往前走，光靠当世界工厂已经不够了。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更多地需要科技引领。

    2006年，胡锦涛主席宣布，中国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要提高到60％以上，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要提高到2.5％。“企业应该从这个计划中找到机会，个人则应该由此确定自己的方向。”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只有39％，差距还很大。因此，国务院同步制定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今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期，正好赶上世博年，此时不使劲，更待何时？”高小玫说。

    上海市科协率先对高小玫的建议作出回应，他们策划了一批大众普及项目。上海市科协普及部部长赵卫建告诉记者，设计这些活动的初衷，就是要把世博的激发效应作到最大化。“‘青少年玩世博’是根据世博会展出的各项主题设计科普游戏，让外地的青少年也能有身临现场的体会。而‘院士看世博’则是教大家看懂门道。”

    一些民间科普社团和个人正积极酝酿着借世博大干一场。《世博会的科学传奇》总撰稿和总导演赵致真不仅为这部20集的大型纪录片忙得不可开交，而且在科学松鼠网站上开辟了同名专栏。“百年来科学技术的每一项进步几乎都在世博会留下了脚印，希望我们能增进全社会对世博会的认识和了解，和公众一起重温世界近代科技发展史”，赵致真说：“对于科普工作者来说，世博会实在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

    市场也对即将到来的热潮作出了反应。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国内部总经理张陵捷介绍说，国旅已经开发了60多个世博旅游产品。其中针对青少年的不仅有暑期的亲子游，还有“跟着课本去旅游”这样的产品。

    “干柴有了，火柴有了，但主角——普罗大众的态度还有待观察，”一位资深媒体人评论道：“这把火烧不烧得起来，我们现在还只能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