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星空的一代
1月20日，上海市中心“申字型”立交的主动脉高架路蓝色装饰光带改建一新，装上了节能环保美观的LED新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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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窗外飘舞的雪花，我们遥望盛夏。再过100天，上海世博会就要开幕了。世博会从来就是人类思想的盛大节日，它欢腾绚丽，激情飞扬。在这样的氛围里，很容易让人遐想联翩：这个夏天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在7000万汹涌人流中，会不会正孕育着中国的爱迪生、中国的贝尔、中国的奥第斯？
产生这样的遐想不无来由。到今年春天，中国的GDP已经超越日本坐上世界第二把交椅。与庞大的GDP总值形成对比的是，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迟缓。根据2004年的有关研究报告，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49个主要国家中，居第24位。以这样的综合实力，我们只能勉强可称为一个制造大国，处在世界经济链条的低端，无论如何还不能被称为世界强国。
这显然远不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终点。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已成为举国上下热切的愿望，也已被党和国家确定为新世纪前20年的重要战略目标。
历史总是如此相似。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让人联想到美国十九世纪最后40年。1860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居第4位，不到英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到1894年，也就是芝加哥世博会的第二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已跃居世界首位，接近全球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
美国腾飞的这四十年，正好赶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气化为标志，是“发明大王”爱迪生开启的。他发明了电的传输与运用，使电力成为新兴的主要能源。在伴随着美国腾飞的几十年里，爱迪生有1000多项发明，开辟了十多个新兴行业。以至于有史家称，爱迪生的作用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实际上，爱迪生只是当时美国众多发明家中的一员。19世纪后半叶，各种各样的发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美国。仅1865年至1900年，被正式批准登记的发明专利就达到了64万多种。这才是美国强势崛起的真正动力！
美国十九世纪后半叶科技创新的大爆发不是偶然的。至少在一个世纪前，美国就开始孕育创新浪潮的环境。这种环境包括“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的专利法这样的法律制度，包括像门罗公园内爱迪生发明工厂这样的组织形式，也包括善待爱迪生的母亲、包容纳什的普林斯顿大学，以及只愿意在自己墓碑上写上“弗吉尼亚大学的创建人”、“《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却不愿意留下“美国总统”字眼的杰斐逊。包容、扶助和激励创新的社会氛围和教育理念，对美国经济腾飞居功至伟。
应当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教育事业也得到空前重视，取得重大成就。高校扩招使中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大学入学人数急剧增加，200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3％。这些年，中国优秀学子大量负笈海外，留学生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学业优良，以至于有美国人惊呼：美国理工科大学成绩前几名都被中国学生占据了！这要归功于中国的基础教育，高度应试化的教育培养了世界最优秀的考生。
1979年6月，中美两国同时派出访问团到对方考察基础教育。两个考察团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并超过美国。30多年过去了，两个考察团的预言都大大错了。到2004年，被中国考察团称为“病入膏肓”的美国教育制度培育出了4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97位知识型亿万富翁，而中国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量级的人才。
目前，中国内地研发人员的总量仅次于美国，研发投入已居世界第六。但是，中国的原始创新数量却没有与之成正比。中国科技成果多复制少创造，中国科技人才多技师少大师。据报道，热门电影《阿凡达》的后台技术人员许多是中国人和印度人，而主创人员则是清一色的美国人。有评论说，中国有再多的理工科学生也创作不出《阿凡达》。
许多有识之士都点中了此中命门：应试化、割裂化和去个性化的教育体制是罪魁。张开逊教授曾说，中国教育就是重复标准答案的考试机器。不是标准答案，分数就不够，就上不了大学，就不能顺利就业。在这样的压力下，孩子怎么会有创造性？杨福家院士则指出，中国高等院校专业越分越细，甚至上了高中就分文理科，这无异于把学生带进一个狭窄的“小胡同”。钱学森老先生更是反复批判过“唯分数论”，表达过对应试教育严重后果的担忧，一句“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让全社会振聋发聩。
也许在这个夏天，在汇聚天下创新成果的上海世博会上，我们应该再次思考“钱学森之问”，对应试模式来一次彻底的反省，对行政化官僚化的教育体制来一次革新。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大声呐喊出来：孩子抬起头来，仰望星空！
如果参观世博会的孩子们几十年后成长为“仰望星空的一代”，如果他们中间能够涌现几个诺贝尔奖得主，几个世界级的大师，那么上海世博会就将和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一样伟大，它将作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而被载入史册。一切始于世博会。这个夏天注定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