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异类思维就能创造奇迹

    约翰·奈斯比特

    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曾准确地预言了今天“互联网的盛行”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出现”，他对未来的洞见和对趋势的敏感，令“未来学大师”这个称号名副其实。

    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倒计时100天之际，中国青年报记者独家采访了奈斯比特夫妇。

    挑战现存思维模式，要没有羞怯

    记者：有观点认为，一个大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就应当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创新能力，但现在的“中国制造”只是简单的复制生产。请问，中国怎样做才能在创新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奈斯比特夫人：在技术创新方面，中国若想成功，中国就必须解除陈腐的遗留物所带来的束缚：僵化的等级制思维方式，和对权威的不质疑、不挑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什么使得美国成为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是其民众的头脑以及“将想法及时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机会。是什么支撑了这些？是力挺创新、支持自由尝试的美国式教育，以及“创业友好型”的环境和不难获得的风险投资，等等。所有这一切当中最重要的是：当需要挑战现存思维模式时，没有羞怯。

    记者：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标志着美国作为主要工业国家的崛起，您认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否也会标志着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向世界强国的过渡？

    奈斯比特先生：中国目前已经使自己成为“世界工厂”，现在需要确立的是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举办奥运会或世博会这样的全球性事件就是一个国家对自己已取得成就的一种证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出口冠军和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且在全球市场方面，中国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诸多老牌发达国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无异于“一个新的竞争者进入到一个已经相对稳定的市场”，他不会受到热烈欢迎。西方世界会以恐惧、不确定和怨恨的心态来看待中国。而中国在举办2008奥运会上的杰出表现，更使西方对中国有了一种微妙的矛盾心理，一种在“拥抱还是抵制中国新地位”这两者间摇摆的心理。

    奈斯比特夫人：在新技术方面，中国将不会沿着西方的足印走，而是走自己的路。要想超过一个跑得很快的人，你就得跑得更快，或者跳上一匹快马。中国成为世界创新大国的关键所在，不是浪费时间去追赶那些别人已有所建树的领域，而是要敢于在全新的领域去探险、另辟蹊径。

    严格的纪律恰恰扼杀了创造力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现在的教育是否不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中国的教育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解决？

    奈斯比特夫人：虽然美国的小学教育落后于世界很多国家，但它的大学教育是世界公认最棒的。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竞争，美国各大学之间为吸引更多更好的学生而展开激烈竞争。竞争是进步的最佳驱动力。

    奈斯比特先生：在更新教育体系的竞争中，中国和美国始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美国是一个多样化的平面社会，其国民来自世界各国；而中国承载着“等级社会”所赋予的丰富性和沉重性，这种社会是需要花时间来实现平等化的。对权威的尊重可以很好地维持秩序，但同时也瘫痪掉了那些对旧规则、老观点的质疑。中国的教育改革必须在找到“机械式学习”和“创造性思维”两者之间的平衡点之后，才能有所出路。

    记者：您对提高中国的创新能力有何具体的建议？

    奈斯比特夫人：真正的改变始于哪里？它始于思维方式的改变。你可以重新设置学科、增减教学科目，但是如果所有的教学都是自上而下的灌输，而不给予学生平等交换想法或质疑权威的宽容度的话，那么所有的改变都将只停留在表面。中国教育面临的挑战并不在于要改变“教些什么”，而在于改变“怎么教”。没错，教育改革应该始于幼儿园。在中国的幼儿园，往往一个听话顺从的孩子就被视为好孩子。中国的幼儿教育并不鼓励寓学于玩，事实上，严格的纪律恰恰扼杀了创造力。

    奈斯比特先生：如果一个孩子因为从众和融入群体而得到了奖励，他怎么会再去与众不同地冒险、探索新天地？

    看看世界改变的加速度吧。一百年前，人们年轻时所学到的知识基本可以服务人的余生。但在今天，一本关于某项IT新技术的书很可能在投入市场前就已成为陈词滥调。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学会如何去学”，这样我们才能做到“终生学习”，不被新知识所淘汰。

    奈斯比特夫人：在和许多中国年轻人的对话中，我注意到，他们意识到中国有很多不足，却没有意识到西方同样也有很多缺点。要想具有创新性，你就必须先相信你自己，只有那样才会敢于冒险、敢于探索新领域。

    中国正在创造一套全新的体系。如果这套体系能在其“适应21世纪所需的高效率”基础上，融入更多对“异类思维”的宽容，那么中国的年轻人就能创造出奇迹。

    未来的趋势要回归到对人的关怀上

    记者：本届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您认为，现在的城市生活中已经蕴含和显露出了哪些未来生活的趋势？

    奈斯比特先生：我相信未来的趋势还是要回归到对人的关怀上。我们可以创造出摩天大楼的森林，也肯定有关于“谁建造了最高最多的高楼大厦”的世界竞赛。但我们必须好好想想，工作和居住在这些摩天大楼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服务于人”的。对经济和名声的考虑往往以牺牲“对人的关怀”为代价。

    记者：您认为，未来20年人类城市生活将会有什么样的新生事物、新的生活方式出现？

    奈斯比特夫人：能源供给问题是当前全世界的主要忧虑所在。解决之道也许不在于将注意力集中在问题本身，而在于寻找新的机会。举个例子，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格兰，工业革命引发了贸易的大发展，马车的数量随之与日俱增。当时有人警告维多利亚女王，到1900年伦敦将会淹没在马粪之中。当有人还在埋头马粪问题时，懂得寻找机会的人则开始致力于研究马车的替代品——这当然随着汽车的发明而迎刃而解。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

    奈斯比特先生：当我们展望未来时，应该避免陷入“不是即非”的思维模式。电视机并没有完全取代收音机或者电影院，同样，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技术现象存在的互联网也不会完全取代平面媒体。正在发生改变的是两者的结合。将来也许会有更多数字化的信息，更少来自报纸的消息，但两者仍将并存。

    记者：如果您来上海参观世博会，您最感兴趣的、最关注的内容是哪些？

    奈斯比特先生：在世博会上，各国都将展示其最先进的技术和最能带来美感的物件。因此，我觉得最有趣的是看看，哪些是这些国家所认为的它们最先进的、最现代化的东西，以及这些判断之间如何彼此相关。我们将拭目以待哪些领域将得到展示、哪些警示将被发出。我很希望我们届时能看到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