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酉生：村务公开赢得民心
2007年下半年，重庆市万州区太安镇农村两委换届选举前，镇里“抽”中钟刘村，搞干群关系调查。“情况非常糟。”负责民意调查的王酉生说，他在村里征询意见，发现村民普遍对时任村支书“很不满意”。
矛盾主要集中在修筑的村路上。村路从村办公室通往镇政府，不长的一条路，只有一半村民受益。另一半村民不干了。村支书家就在村办公室旁，便有人质疑他假公济私，拿公家的钱替自己办事。
质疑的声音不难理解。像山城的多数村子一样，钟刘村的村务一直由村长、支书和村会计三人掌管，支书兼任出纳的角色。“有什么开支，3人一合计，会计做账、村长签字，从村账里划出去多少钱都只经支书一人之手，再没其他人知道内情。这么做也不是刻意隐瞒什么，不过是多年的老习惯、旧观念，认为村民不需要知道那么多。”王酉生说。
“这条路是村村通工程的一部分，我看过镇里的规划图，就是这样设计的。山区居民点分散，不可能把路修到每家门口，但起码要保证镇中心到村中心的畅通。村里的账务也没什么问题。”调查了半天，王酉生得出结论，在这个问题上，误会的成分居多。“农村就是这样，事情做了就做了，没人想着征求村民意见，出了问题也很少做解释。矛盾的源头就是沟通不到位。”他感慨，“修路的事只是导火索，这种信任的缺失是历史积累所致。”那时候，王酉生就想，解决农村信任危机的突破口，只能是村务公开。
正巧，换届选举把刚刚到镇任职3年的选调生王酉生选派到了钟刘村，担任新一届村党支部书记。
2007年11月底，王酉生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实行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过去从农民手里收钱难，现在国家惠农政策好了，可发钱更难。”王酉生说，他刚到村时赶上申报农村低保，名额有限，报谁不报谁都少不了一番猜疑。
这更坚定了王酉生“改革”的信念。他是这样上报到镇里的：钟刘村的村务一定要透明，并建议镇里把摊子铺到每个村。镇里接受了建议，每村拨付50元，用于村务公示栏建设。
王酉生用这笔钱买了桶油漆，打算重新粉刷废弃多年的村务公开栏。站在那块花白的“小黑板”前，他有些心酸：板子上是有过墨迹的，如今已经斑驳，只有两条黄漆刷上的内容分割线还隐约可见。
“黑板”粉刷一新，王酉生开始记账。他接手村支书一职时，村账上共有现金4000元，还有10020元帮部分村民垫付了合作医疗保险费用，一直没收上来。他把核对过的账务抄在了公开栏上，一并公示的还有入党积极分子名单，征求民主意见。
“小黑板”有了新变化，有过路的村民上来围观，但王酉生却没能等来期待中的赞许。
第一次村务公开，收获的仍是质疑。
王酉生能理解。“钱，我一人经手，即使把账公开了，大家也觉得没意思。账面上写着80元买了文具，谁知道是不是你村支书自己拿去吃了喝了！”
基于此，王酉生开始酝酿“村民代表制度”。“这不是我独创的，却是个绝好的村务管理办法！”谈起这事，他就兴奋。
具体办法是，每遇大型专项支出，村委会就出面组织开支项目涉及的村民小组选举村民代表参与，并监督项目运作全部过程。
比如继续修筑村路。路是村民集资修的，王酉生便组织所有集资家庭派代表开会，选出6名村民代表组成“专项监管小组”，参与修路一事的所有决策过程。
山区修路需要炸山，请来爆破技术员，3名村干部和6名村民一致对外，与包工头讨价还价。放炮炸山时，两名村民代表就站在一旁“数炮”，完工后，村委会当着他们的面给工人结账。
修路的大事小情都是9人一起蹲在田埂旁、马路上、村校里商量出来的。有村民路过，也凑过来听上一耳朵，发表意见。
王酉生管这叫“真正的群众路线”。这路线也曾受到村干部的质疑。
首先就是“成本高”。有的村民从家走到村办公室开会，需翻山越岭走上两个小时，人到齐了，会开完了，也赶上饭点儿了。留不留人吃饭？不留不好意思，留下，即便是一人一碗清汤面，对村里都是负担。于是，村委会决定，村里的临时性开支，还是先支出再通报，每月在“小黑板”上公示一次。“其实实行村民代表制度以后，我们已经赢得村民信任了。即使有些零散支出没能及时征求村民意见，大家也表示理解。”王酉生说。
其次是“效率低”。一些村委会原本习惯直接做主的“小事”，现在都要开上七八次“院坝会议”，不厌其烦地和村民反复沟通。“其实，现在亟待养成的就是村干部与村民交流的习惯。要想交流并不难，就说我当时粉刷那个公示栏，连镇里给的50元都没用完。这么多年，钟刘村历史上几乎没人提过‘村务公开’，是有些客观原因，但主要问题还在观念上。”王酉生始终认为，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维护农村稳定的作用。
王酉生告诉记者，留在村里的都是些老人，这些老人有的甚至不知道自己还有“权利”。过年时，外出打工的壮劳力回到村里，他就跟这些见了世面的年轻人聊天，常常说起“权利”，说起“民主”，说起“需求”，一次次对话，都更加坚定了他“改革”的决心。
如今，王酉生已经结束村官生涯，上调区委统战部任职。他经常回村看看，村民见到他就同他打招呼，“书记回来啦！”王酉生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