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历有污点的改革强人
刘万清，1954年2月出生，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人。他的仕途起步于老家基层，当过乡干部，后任常德县委办公室主任、县委副书记，后又担任常德市津市市长、市委书记。
1995年6月，刘万清任常德市政法委书记，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的政法生涯。2000年，他出任湖南省监狱管理局书记、政委。2001年10月，他书记、局长一肩挑，人、财、物一手抓。2002年，他开始兼任湖南省司法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直至2008年5月改任省委政法委巡视员。在湖南监狱系统一把手位置上，一共当政8年。
据湖南监狱系统内部人士称，刘万清在基层工作时，曾出过经济问题。为此，在省监狱管理局履新的干部见面会上，他开诚布公地坦白：“我是在经济上摔过跤的，我会清正廉洁。”这一表态，给整个系统的干部留下了深刻印象。
刘就任时，湖南省监狱系统正面临重重困难，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引发的经费困境，影响到方方面面：狱警收入低，人心不稳；因需要犯人的生产收入补贴监狱，生产经营成为主要的狱政，管教只能弱化；监狱设施老旧凋敝，漏洞重重；监狱企业日趋衰败，难以为继。
积弊之下，产生了极端案例。自1998年5月始,湖南邵东监狱二监区将方便犯人夫妻团聚的“特殊接待室”交由管教股实行“承包”，并引入了卖淫女为罪犯提供性服务。此事曝光后，震动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但也折射出当时监狱经济压力下的畸形突围。
刘万清上任后，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没有生气的摊子。2007年，湖南省监狱系统有29个单位，其中省直单位22个，市州监狱7个，在职警察1．27万人，在职工人9000多人，离退休人员8000多人，年均押犯6.5万人次——全国排名前四位。
但甫一上任，刘就处在一个非常宏观的改革背景下——监企分离。长期以来，我国都是以监狱组织服刑人员生产、自筹经费作为重要的经费来源，由此造成全国数百所监狱大多兼有企业的职能，但这一模式与“国家办监狱”这一国际通行做法相悖，也不利于监狱的正常管教，给狱警及监狱干部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在监狱办企业的模式下，监狱长往往就是监狱企业的老总，既要管犯人，又要管企业，企业管不好，监狱员工的工资就没法保障。
2000年后，司法部提出“全额保障、监企分开、收支分开、规范运行”的监狱体制改革目标，并于2002年在辽宁等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启动改革试点工作。2004年，这一改革扩大到了包括湖南在内的1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把硕士论文主题定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刘万清，在企业改制方面颇有才干。他在2001年即推行省直监狱企业的破产改制，以甩掉历史包袱，这一做法当年就取得了成效，全省监狱系统长达11年的亏损局面得以扭转，并在此后以每年不低于15％的速度增长。但内部人士评价，这次改革思路是对的，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总体并不算太成功。
2005年6月，刘又进一步推动监狱企业的改革，成立湖南万安达公司，让全省监狱系统内的26家企业统一改制为集团全资子公司，刘亲任董事长。
这次改革的目的，在于将监狱与监狱企业剥离，实现机构、职能、人员、资产、财务的分开。从此，监狱履行职能的经费由财政全额保障，全系统财政经费从2004年改革之初的5.6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8亿元。从此，“狱警有了‘皇粮’，囚犯有了‘囚粮’，监狱最重要的两块得到了保障”。
改革后，监狱企业的利润不像改制前那样由监狱长“左口袋”掏到“右口袋”，直接拿来补贴监狱，而是得上缴集团公司，由集团公司与省监狱管理局结算，省监狱管理局再与下属监狱进行结算。从此，事权归监狱，财权交到了上面。
但这一改革也留下了制度漏洞，即为刘万清的权力寻租提供了通道。
同期，湖南省还成为全国监狱布局调整的6个试点省之一。调整的缘起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防止监狱关押的犯人破坏新生政权，绝大多数监狱建在远离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的边缘地区或山区，但这既不利于服刑人员亲人探监，也不利于社会组织开展帮教活动，还让管教干部的家人就业和子女上学颇为不便。
考虑到这些因素，在监企分离的同时，监狱布局的大幅调整也在我国同时启动，许多监狱得以从僻远的乡村搬到城市。
2003年年底，湖南正式启动这项工程，新建长沙星城监狱，迁建衡阳湘南监狱，改建14个省属监狱、7个市级监狱，撤销6个监狱，总投资额达6．97亿元，使全省监狱的监管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此时的刘万清政绩日显。除监企成功分离外，媒体报道显示，司法部对湖南调整监狱布局给予了高度评价，称“湖南的监狱布局设计是最好的”。2003年和2006年,全省还实现了“零脱逃”。
刘的声望因此渐至顶峰。内部人士看来，这个身材魁梧、相貌威严的“掌舵者”，思路清晰，魄力强，监狱系统都很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