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请“三叔”“二舅”帮助法院调处纠纷引争议

    “一场官司十年仇”

    20多年前，河南省新乡市小冀镇西街村村民茹某，因为弟弟修房时多占了几公分两家共有的风道，将弟弟告上法庭。经法院多次调解不成后，法院判决弟弟拆除多占风道上的围墙，但弟弟拒不执行判决。后来，哥哥申请强制执行，但拆除围墙会影响弟弟的房屋，法院作了几次调解还是不行。花钱打官司打了几年，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两家矛盾越来越深，两兄弟还因此动手打了几架。事情就这样一直持续到茹某去世，双方矛盾仍然没有解决。

    像这样法院判决之后“案了事未了”，甚至“一场官司十年仇”的事情在新乡不止一起，在河南、乃至全国也是普遍存在。由此可见，司法判决似乎不是化解此类纠纷的最佳途径。

    那么，有没有办法能让此类纠纷既得到妥善解决，又不让双方因此结怨呢？

    从2009年4月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全省范围内开始建立“社会法庭”，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决这类“案了事未了”的事件。

    还拿新乡这对兄弟的事儿来说。按照当地风俗，茹某身故，弟弟的子女应该守灵尽孝，如果不去，则意味着两家断孝断亲。但是因为之前的纠纷，弟弟扬言其子女绝不守灵。

    这时，“社会法庭”的“社会法官”段德旺来了。老段今年71岁，退休前是县电业局的局长，和茹某同村，在村里德高望重。他先到弟弟家，苦口婆心说服弟弟。然后又来到哥哥家，劝说茹某的儿子与叔叔和好，并动员其以小辈儿的身份先去向叔叔磕个头，表明姿态。在老段的耐心说服下，茹某的儿子来到了叔叔家，开口叫了一声叔，并跪地磕了一个头。当叔的急忙扶起侄子，当面向“社会法官”老段表示，两家怨仇一笔勾销，今后亲如一家，自己不会再多占风道。

    就像这个案件一样，请当地德高望重的人士当“法官”，老百姓不上公堂，不交诉讼费，不走繁琐的程序，在“社会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解决民事纠纷的特殊的“法庭”，就是河南法院系统正在全省推广的“社会法庭”。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助理王韶华称，从2009年4月开始到2010年1月5日，河南已经建立这样的“社会法庭”1897个，选任“社会法官”16120名,成功调处各类纠纷15426件，当事人无一反悔。

    为“三叔”、“二舅”这些民间力量搭建平台，弥补司法之不足

    “社会法庭”刚一出现，社会上就提出了质疑：“法院只要管好自己的事儿就行了，搞什么‘社会法庭’？当前审判任务这么重，哪有时间和精力去指导‘社会法庭’？‘社会法庭’是不是一时之需、权宜之计？”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说，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法院受案数量出现“井喷式”上涨，法院实际上已经从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变成了最前沿。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大量案件积压，案件超审限、案结事不了、涉诉上访等问题突出，严重困扰着法院工作。

    同时，河南省是个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全省人口的8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自立性、自主性大大增强，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增多。而司法固有的程式化、规范化、对抗性的特点，导致司法机关在处理纠纷上效率低、成本高、亲和性差，群众不适应、不满意、不认可。尤其是广大乡村的邻里纠纷、宅基地纠纷、赡养纠纷、婚姻家庭矛盾等，更需要一种平和、简便、快捷、低成本的方式来解决，而这些都是司法手段难以达到的。可以说，大量涉诉信访事件的产生，就是司法局限性的最直接反映。

    张立勇说：“这些问题和现状，迫使我们不仅要在体制内进行改变，更要从体制外着眼，从源头上寻求疏导社会矛盾、减轻诉讼压力的新渠道。所以我们要跳出法院之外，从社会上、从广大人民群众中寻求解决民事纠纷的新力量，以弥补司法之不足，探索并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同时，在广大农村，确实有一大批德高望重、群众信服、乐于奉献的‘三叔’和‘二舅’，他们熟悉当地习俗，了解各种关系，有更多的智慧和办法处理形形色色的矛盾纠纷。比起到法院花钱打官司最后结怨，群众更喜欢通过‘三叔’和‘二舅’的免费调解来化解纠纷。我们就是要通过‘社会法庭’，把这些宝贵的社会力量集中、动员和利用起来，用民间的力量来解决社会纠纷，帮助法院开展工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2009年4月起，河南省高院首先在郑州、新乡、许昌等地的10个乡镇试点成立“社会法庭”。纠纷经“社会法庭”调解达成协议后，人民法院会对协议予以确认，“社会法庭”的调解书便具有了强制执行效力。

    “在很多民间纠纷的调处上，普通群众比党政干部、法官更有优势”

    在郑州市中原区须水镇，有李某兄弟3人。父母去世前留下3间房子，三兄弟一人一间，共同居住。后来，老大和老二在外面有了新房，3间老房就由老三一人使用。

    2008年，老房子因故要拆迁，于是便产生了一笔数额可观的补偿款。老大和老二提出，房子属3人所有，补偿款应由3人平分，但老三不同意。老三认为，两个哥哥都比较有钱，在外面也都有了新房，就自己没有，并称父母在去世前说过这3间房子归自己所有。老二则提出，当年为父母办丧事花了3万多元，都是老大和老二出的，如果补偿款归老三一人，他就应该分摊当时的丧葬费。三兄弟为了这件事情准备打官司。

    这时，和三兄弟同村的“社会法官”李国民主动上门调解。他分别找到经济条件好的老大和老二做工作：“你们兄弟3个，老三最穷，原来还有个老房子住，现在拆迁，虽说有补偿款，但是别说是3人分，就算全部都给老三，他盖好新房钱基本上就没有了。再说，老三一直跟着你们父母，你们长期不在家，好多事儿都是他帮老人干的，这些能用钱来算吗？你们俩都不缺那点钱，还在这儿争来争去，真的忍心让老三连房子都住不上？”

    一番劝说，老大和老二都有了愧意，纷纷向李国民表示，不再向老三要补偿款，并答应如果老三盖房子钱不够还可以借给他。一场既花钱又伤感情的官司不用打了，兄弟3人濒临破裂的感情又和好了。

    “如果这个事情由法院来处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很难达到有机统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法官分析说，“这个案件法律关系简单，但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单从法律角度看，房屋属3人共有财产，应由三兄弟平分补偿款，但是一旦平分，会让老三无房居住，生活困难；如果判定补偿款全归老三所有，又违背了法律规定，侵害了老大和老二的合法权益。而由熟悉三兄弟情况的德高望重的‘社会法官’出面调解，既避免了‘一场官司十年仇’等情况的发生，又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也正是基于对像李国民这样德高望重的民间人士能力的认同，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明确提出要求：“在‘社会法官’的选任上，一定要选出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威望而且愿意给老百姓办事、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普通群众担任‘社会法官’，比如当地的退休干部、退休教师、老模范、老支书等，但一般不选现任的乡镇干部担任‘社会法官’。”

    “在很多民间纠纷的调处上，普通群众比我们的党政干部、法官更有优势。”张立勇说，“首先，‘社会法官’在当地群众中有威望，同样一句话，由他们说出来可能比其他人说出来效果更好。其次，‘社会法官’往往在当地生活了几十年，对当地的风俗人情了如指掌，一次纠纷表面上可能是因为一件小事而引起的，但实际上两家的恩怨由来已久。‘社会法官’能更准确地找到纠纷的症结，从根本上化解纠纷。最后，‘社会法官’调处纠纷的方式更灵活，对于一起纠纷，他可以随时化解，很多时候喝着酒、聊着天就把问题解决了。”

    “‘社会法庭’弥补了法院调解‘柔性’不足和人民调解‘刚性’不够的缺陷”

    “社会法庭”与老百姓“见面”后，首先得到了不少纠纷当事人的认同和支持。同时，因为能帮助解决一些信访问题，“社会法庭”也很快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此外，一些专家、学者也对“社会法庭”表示赞同，认为它具有创新价值，是法院对客观需要的正确认识。

    但质疑的声音同样存在。有专业人士指出，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早已建立，河南“社会法庭”的工作性质、工作方式和人民调解机构基本一致，等于是在法院系统内又建设了一套基本相同的人民调解机构。

    对此，张立勇表示，与人民调解相比，“社会法庭”首先由当事人随机选出他们信赖的“社会法官”，甚至双方的亲朋好友也可以参与进来，使纠纷解决主体和客体高度契合，能够对解决纠纷的社会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其次，“社会法庭”不仅通过严格的选任程序把当地真正威望高、品行好、经验丰富的群众推选出来，更可以通过赋予这些群众“社会法官”的光荣称号，使其民间威望有了司法支撑，在调处纠纷时的底气更足，权威更高。第三，人民调解组织一般依行政村设置，处理社会纠纷的范围较窄。而“社会法庭”依乡镇设置，对于乡镇范围内的村内及跨村纠纷，“社会法庭”均可参与调处，且适宜调处纠纷的类型也明显增多，除了常见的家庭纠纷和邻里纠纷外，人身损害赔偿、用工合同、劳资争议等纠纷也可交由“社会法庭”处理，调处纠纷的范围更大。

    “‘社会法庭’弥补了法院调解‘柔性’不足和人民调解‘刚性’不够的缺陷，取二者之所长，补二者之所短，整合比人民调解更广泛、权威的民间力量，采取比人民法庭更简便、灵活、实用的调处手段，是我们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新途径、新突破。对此，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和河南省委的领导同志都对我们的‘社会法庭’工作给予了高度关注和充分肯定。”张立勇说，“只要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不变，只要当前的社会形势没有发生大的转变，只要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依然存在，‘社会法庭’就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出现，任何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都有一个被社会认识、被实践检验的过程，但只要人民群众需要它、支持它，它就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本报郑州1月2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