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站起来》的敌意和荒唐
我从摩罗《中国站起来》这本书中最早读出的一个词就是“敌意”。对“五四”精神的敌意，对西方文化的敌意，包括对鲁迅、胡适和蔡元培一些文化先驱的敌意。我不知道这份敌意的来源，如果真如摩罗所言中国站起来了，这份敌意更显得没有来由。这种敌意若是发生在外族侵略和威胁，或是国内受其他族群压迫的时代，或许我还能理解。然而发生在这个四处宣扬“大国崛起”的今天，我真的不明白这种愤怒来自何方？只有把自己局限在一种狭隘的思想情感和知识体系中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愤怒型的清算和革命的意识。
首先摩罗对“五四”精神的理解就非常偏颇。摩罗所指责的胡适，一直反对把“五四”称为启蒙运动，他认为“五四”是中国的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由于接触了新世界的科学与民主的文明，使中国的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复活起来。”胡适说：“刮掉其表面，你便会发现，它的构成要素本质上是中国的根柢。”胡适之所以坚称“五四”是文艺复兴，在意的正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革新而非摧毁。而被摩罗指为“中国精神大崩溃”“旗手”的蔡元培，对传统文化更不是像摩罗说的那么态度决绝，他曾公开说过儒家的五伦五常，除君臣一伦不合时代外，其余诸伦与“仁义礼智信”五常都具有普适的道德价值。
摩罗还有个提法叫“中国精神大崩溃”，虽然耸人听闻，仍然似是而非。如果中国精神真的大崩溃了，又是什么支撑中国人走到了今天？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指当下社会价值观的缺失。由于人们对价值缺乏道德、历史、自然、社会、政治等多维度的认知与判断，使得人们容易将价值简单化、绝对化，很多人衡量价值的标准最后只剩下了财富或权力。这是当今学者都认可的一个现实，但如果把原因归结为“五四”精神和西方文化，无疑把账算得太远了。如果真的有“中国精神大崩溃”，那么西方的精神和价值认知为何没有在中国落地生根呢？一个国家对精神或价值的寻求，不是建立在对其他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敌意之上的，这从中国历史上多次的民族文化的融合，都可以得到证明。外来文化能够重新刺激我们对文化传统的新理解，成为一个民族集体记忆中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即便在一个民族主义者那里，变化与吸纳也早已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
至于摩罗说的“几百年来西方人不断妖魔化中国人”，更是一个不值驳的论调。只需举一个例子，便会发现这里“西方人”“中国人”这样的说法是多么的不准确。17、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大多西方学者都承认受过儒家思想的影响。德国学者利奇温认为：“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保护神……也成为欧洲的兴趣中心。”而美国学者顾立雅更得出了“中国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原动力之一”这样的结论。至于启蒙运动中的一些大思想家更是承认与儒家思想的渊源。如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说：“中国的儒教是令人钦佩的。毫无迷信，毫无荒诞不经的传说，更没有那种蔑视理性和自然的教条。”显而易见，肯定有很多西方人并未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妖魔化”的态度。
以上这些例证，至少可以表明摩罗在写作《中国站起来》一书时，无论是在观念论证上，还是在对人类文化的态度上，都抱着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这种敌意和情绪中，我再次感觉良知对一个知识分子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