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家应当淡化起草法律的功名心
保护动物，反对虐待动物，本乎人类的同情心，是值得我们追求的“善”。而保护动物，反对虐待动物，有一个方法问题。立法是一种方法，道德劝化是一种方法。行业自律、乡规民约，也是有效途径。具体采取哪些方法，一切看现实条件，要研究它们的可行性及其可能的效果。
现在提保护动物、反虐待动物，是由于有人滥杀滥捕野生动物，虐待经济动物和宠物。关于野生动物，国家已有保护性立法，现在有法可依了。揆诸正常的世情人性，人们也不会故意虐待自己养的家畜、宠物。农民鞭打慢牛，唯伪善者侧目。城管“清理”街头流浪狗，方法待讲究，目的却合理。曾有清华硕士虐熊、复旦硕士虐猫，但相比人虐人的事件，其概率极小，在社会舆论的谴责下，他们也知错悔改了。
如果我们把反虐待动物作为目的，而不是把立法作为目的，就会发现，运用非法律手段比立法更能达到目的。虐待动物，对变态狂是种压力释放，但对有正常情感和思维的人而言，毫无益处。有人可能虐待了动物，只要我们对他们进行道德劝化，相信他们就会幡然醒悟。至于屠宰行业、科学实验，人们唯求方便省事，以至于行为粗暴，我们不妨推动行业自律。
中国社科院法研所成立了“动物保护法项目组”，立法的名目改来改去，似乎是在“与时俱进”，务求立法不可。立一部法，专家进行专项研究，本来有一个可行性论证的问题。论证结果无非三种，一种是不必立法，一种是必须马上立法，一种是可在二三十年内立法。而动物保护法项目组的专家似乎抱定“必须马上立法”的决心，志在必得，要不成功便成仁了。
法律具有强制性，执行成本巨大，我们必须考虑它的必要性与可操作性。虐待动物无利可图，则道德劝化易，动用国家机器就属多余。屠宰、实验行业因为条件所限，可能存在粗暴对待动物的情况，我们不妨加大投入，完善设施，加上行业自律，使动物待遇人道化。道德劝化、行业自律不及之处，虽有立法，也属枉然。很多城市立法限制养犬，而狗患满街，即是前车之鉴。
法学专家以立法为优先选择，似乎在情理之中，但社会必须对此保持警惕。一旦成立立法项目组，就有拨款，推动立法就有了利益动机。立成一个法，项目组专家顺理成章就成了这个领域的“权威”与先驱，甚至是某法“之父”，这是对法学专家的巨大诱惑。所谓“专家立法”，未必就比“部门立法”好，其负面因素，还望世人鉴之。
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是拍脑袋立法。法律专家矢志立法，就有“以法为本”的倾向，人反而会被他们放到其次。于是目的决定手段，也决定法律条文，是否与传统冲突，合不合人情世理，他们不管。比如他们要禁止吃猫肉狗肉，为什么被禁止的是吃猫肉狗肉，而非杀猪宰羊？如果贵州居民在大山深处大吃狗肉，就成了逍遥法外的违法犯罪分子，国家怎么办？城市人也未必从此不吃，则立法等于无法，不如当初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