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识内蒙古草原上的每种草

    刘书润在会议室里一直安静地坐着，四周是衣着时尚的中外男女，灰旧的遮阳帽和藏青色外套，让他看起来像北京街头一个“捡破烂的”老头。直到主持人开口介绍，人们才意识到，原来这个老头就是当天的主角。

    这是1月22日一场题为“草原保护所缺乏的人文思想”的讲座。72岁的草原生态学家刘书润是主讲人。

    “他认识内蒙古大草原上的各种草。”主持人特意强调。在介绍刘书润时，人们也常常会强调这一点。

    据说，30年前，就因为这一点，内蒙古大学校长亲自出面，把他从中国农科院草原研究所“挖”回母校，担任植物学教研室的标本室主任。

    刘书润在认植物上有一手。大学实习时，他的实习老师是著名植物分类学家马毓泉。马老师亲自带他到贺兰山认植物，还要求他每周走40里路，到大青山采标本。呼和浩特市周围不同种类的蒲公英，他也必须全部采齐。

    马毓泉后来主编了《内蒙古植物志》，刘书润也收获颇丰。因为在给公家采标本的同时，他“私下留了一套小标本。”这个说起话来让人半天插不上一句话的人，坦诚自己当年并不是一个老实学生。

    正是这种“不老实”，让他真正认识了他脚下的大草原。

    “文革”期间，刘书润被派去参与规划军马场。他却跑到牧民家里，放了一年的羊和马，跟着牧民学蒙语和兽医知识。回到军马场，他又去帮部队卫生员认药。

    调到新单位后，领导介绍他时没说太多，就强调了一点，“他认识500多种药。”“其实不止那么多。”刘书润说，草原上的药他基本都熟悉。

    认草和放牧过程中，刘书润最直接地感受了草畜关系，也认识到草原文化的重要性。尽管自己的观点，至今不被一些主流生态学家接受，但十几年来，刘书润依然坚持“牲畜保护了草原，而不是破坏了草原”。面对一些权威专家提出的“退牧还草”建议，他公开反对，甚至借用蒙古谚语，来说明“草畜就是两口子”，“不能为了媳妇而把丈夫干掉”。他担心这样下去，“禁牧”的草原，会死掉。

    他主张，“游牧文化就是生态文化”，“游牧已经存在了3000多年，要是游牧会破坏草原，还用等到现在？”为此，他被嘲笑成“游牧派”。

    在这个看起来更像“地道牧民”的专家眼里，游牧的过程中，牧民对草畜投入的是感情，产出的除了物质，还有感情。

    “草原生态学是一门爱的科学”，刘书润反对一些专家把草畜对立，把草原生态学变成一门恨的科学。

    无奈他的反对始终无效，“围封”政策和措施照旧施行。他那“游牧派”的观点，虽然不被一些北京的专家认同，但在草原上，还是折服了很多人。

    一次，内蒙古师范大学海山教授组织十几个专家，从锡林郭勒盟到呼伦贝尔一路上进行考察，一位盟领导当众对刘书润说，他们把他的文章翻译成蒙文，然后缩印成“毛主席语录”大小的册子，装在兜里，随时随地给牧民讲。

    10年前，海山第一次读到刘书润的文章，便被“震撼”了。海山到牧区考察时，经常有牧民问他，“刘书润是什么人？”

    尽管退休后把家安在了北京，刘书润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草原上，有时给人当导游，有时给人做调研。“参加草原课题时，在钱上他从来不提要求，甚至不列入课题人员名单。”海山说。

    这个讲粗话，不大讲卫生的学者很愿意为草原做事情。在一次讲座上，为了解释自己“游牧文化就是生态文化”的观点，刘书润整场讲座都是用蒙古谚语和歌词把一些生态学的知识串起来，把台下两个北大博士听得“愣”住了。

    不过，他当年的一位老师则认为，“如果刘书润专心搞植物分类，或许还能成个气候，现在他改搞旅游，搞唱歌跳舞去了。”他对刘书润“成了文化圈的人”表达了惋惜之情。

    “不能在路上走。”当年在出发之前，老师们总会嘱咐道，这样才能采到标本。只是他们不曾料到，这个叫刘书润的学生从此便再也不走植物分类的“正路”了。

    这些年，每当被人介绍“他认识内蒙古大草原上的各种草”时，刘书润总会补上一句“认清草原上的文化，比认清草原上的每一种草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