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的责任究竟有多大
故事采用倒叙的方式，同一天，同一时刻，11岁的小男孩乔在自己的家门口踢球，17岁的大男孩阿里斯塔则从自己装满了儿时玩具的抽屉里先取出一只大布绒兔，然后拿出藏在下面的枪和子弹。
阿里斯塔过来了，他走到乔的面前时，瞥了他一眼，径直对着窗户里正在看电视的乔的大哥，拔枪射击。
整个过程很短，乔手里抱着球，定定地注视着他，阿里斯塔看了乔一会儿，迟疑了一下，转身走开。
阿里斯塔后来被判刑，在监狱里待了12年。小男孩乔的爸爸在大儿子死后8个月心碎而死，二哥一样，很快也离开人世。而他的妈妈，从知道大哥被枪杀的那一刻起就冲着小小的乔喊：“你为什么不拦住他？！你应该能制止他！他是被你杀死的！”多少次，无助而又恐惧的乔想靠近妈妈，都被妈妈粗暴地推开，紧接着脱口而出的又是那句话：“你为什么不……”
这句话梦魇般地跟了乔33年，即使妈妈不在了以后也一样。他怨恨妈妈的不公平，但是，他又认同妈妈的指责，真的认为11岁的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作为如此暴行和伤痛的目击者，小小的乔已经承受了很多，现在还要加上至亲的人——妈妈的指责！这个创伤究竟有多大？这样的创伤要多久才能够愈合，如果没有人帮助他？
而真正帮到他的人，却是那个曾经的杀手阿里斯塔！
33年后，乔成了一个非常神经质的人，他眉头紧锁成一个大大的川字，微撅着嘴，整个神情充满了愤怒，但更多时候，他显得敏感而脆弱，常常自言自语，有时还会出现惊跳反应，33年，他从没有忘记过那个杀手，心中充满了复仇的欲望（其实无意识中只是要向妈妈证明自己）。
那个曾经的杀手，虽然出狱之后他一直致力于促进社会和平的事，但这仍然不能使他摆脱罪恶感。最后，他们之间的事还是有了一个了结。不是杀戮，不是宽恕或原谅，而只是——放下。阿里斯塔对乔说：“别再把我传给你的女儿们了，回家告诉她们我已经消失了，没了，我什么也不是。回家告诉她们，你要为她们活着！”
乔终于醒悟，要做让女儿们骄傲的父亲。于是，他作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放下。然后，他通知阿里斯塔：我们的事了结了。
很多人在这部影片中看到的是复仇与宽恕，或是挣扎和赎罪。我看到的是：家庭环境与青少年犯罪、人的创伤之间的关系。触动我最深的是：这场悲剧中大人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先来看曾经的杀手阿里斯塔，青春期的阿里斯塔因为缺乏大人们的正确指导，选择了加入恐怖组织（这种认同消极的人与事的行为在心理学上被称为消极同一性），结果是让自己一生备受良心折磨。这个世界除了反社会人格障碍患者之外，任何发育正常的人都具备成熟的良知系统，因此，做了坏事即使侥幸逃脱了法网，也永远无法逃脱自己的良心：“33年了，那个小男孩一直抬着头看着我，从来都没有离开我。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我不知道该怎样解决这件事，人们说时间会解决一切，但时间越长我越难受。为什么当年没有人告诉我这些！”
幸运的是，阿里斯塔具有很强的成长能力，能够从这个血腥的教训中走出来，并能够做到将功折过。在对乔的问题上，他真正要的不是宽恕而是建设、帮助，他要为被他极深地伤害过的这个家庭做一件真正有意义的事，那就是，说服这个家庭的幸存者乔从此放下他，开始自己的人生。
我们再来看乔，乔家的大人又怎么样，爸爸是那样脆弱、不堪一击，妈妈也被巨大的痛苦所淹没，全然丧失了大人的责任和意识，退行到用幼稚的方式去应付悲剧，她责备乔，不理乔，让乔的童年充满了恐慌和无助，使小小的乔在失去哥哥的巨痛中还要承受替罪羊的重负。这个巨大的童年创伤，在乔，是双重的，从那以后，乔“就再也不相信爱”。
更不幸的是，长大了的乔沉浸在自己的悲愤中又忽视了自己的女儿，无意识中，乔又重复了妈妈以往的错误，这正是创伤事件最可怕的地方，事件只是悲剧的起点，它们常常会造成惊人相似的重复，因为孩子会不由自主地模仿家长，即使是他深恶痛绝的行为，他也会在耳濡目染中学习到，长大后他会在某种情境的诱发下自然表现出早年从家长那里学习到的行为，这被称作社会性遗传。
这是一个有关迫害者与被害者的故事，被害者乔原先想用行刺解决问题，在这里，“天堂”是死亡的代名词，他所想的，是要在死亡前的一瞬间快意恩仇，终止那个折磨了他一生的悲剧。幸好，两个长大了的孩子，曾经的迫害者与被害者，共同携手，成为当年那个巨大悲剧的终结者。
和他们的父母比起来，他们要成熟和健康得多，虽然走了那么长的弯路，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一条正确的可以让自己和他人双赢的道路。他们不再需要“天堂里的5分钟”那样的冤冤相报，从此，他们将在人间的无数分钟中创造他们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