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黑风暴逼中国体育疾走改革路
目前，公安部门还没有对于南勇、杨一民的问题作出详细解答，向社会公布的3场假球案也都局限于2006年中甲联赛，但几家门户网站的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球迷认为，官至正副厅级的南勇、杨一民两人，势必引出中超和国字号球队更大的黑幕。
高官涉案 职业化莫名蒙冤
公安部门在中国足坛的“摸鱼行动”大快人心，但随着南、杨被警方刑拘，很多球迷开始担心中国足球是否就此毁掉。
国家队比赛怎么办？中超联赛还办不办？被证明打过假球的俱乐部如何处理？一个个棘手难题摆在国家体育总局面前。而警方“抓赌打假”行动还没有停息的意思，或许还会有更多的官员、球员要进入警方的调查范围。
现在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国家体育总局暂时还没有停办中超联赛的意思，各家中超俱乐部的冬训也并不是“无用功”。只不过选帅、选内援这种涉及大把花钱的事情，都变得慎重许多。
“本赛季谁能踢、怎么踢不好说。”有俱乐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等足协的说法吧，看来这个赛季不会太平静。”
联赛照办并不一定代表模式照旧，“足球应该借鉴跳水、体操等项目的经验，职业联赛可以遵行双轨制，职业化和专业化并行，地方体育局要加大管理力度。”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崔大林在去年一次足球工作协调会上说，“中国足球还要充分利用举国体制的优势。”
“利用举国体制优势”意味着中国足球联赛在“阔别”专业化近20年后，重新向专业化靠拢。且不说绝大多数职业俱乐部不愿意让地方体育局人士以官方身份插手俱乐部经营（地方足协大量拨款支援俱乐部建设情况除外），地方足协承办俱乐部梯队本身的做法就和职业化相悖。
“现在很多俱乐部把梯队放在足协或者足校，是一种无奈，因为没钱，如果有条件当然要自己管。”有俱乐部官员在评价与地方足协合作时说，“如果把梯队都交给足协管，那俱乐部的权益谁来保证？靠搞足球挣钱本来就很困难，俱乐部再没有发言权那不就回到职业化以前了吗？”
中国足球之所以在1994年选择职业联赛道路，是因为之前“长期集训”、“专业联赛”没有带来任何成绩。当时的足协掌门王俊生拉开职业足球大幕之后，足协作为联赛监管部门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渝沈之战”至今还是悬案。
2000年时的足协掌门阎世铎曾经试过用专业化手段解决职业化问题，“取消升降级、长期集训豪赌世界杯”——在他看来，没有降级压力就没有假球黑哨，但这种做法已经被事实证明对于联赛是“极大的破坏”。
再之后的足协掌门谢亚龙眼睁睁看着国足冲击世界杯失利、国奥在奥运会上惨败，吞下职业化联赛为专业化让路的恶果。
“中国足球的问题不是‘职业化不对’，是搞不了真正的职业化，俱乐部都是‘伪职业化’、‘准职业化’，足协应该严格要求，并且帮助俱乐部职业化，而不是再回头强调专业化。所以，这和足协领导是不是外行没有关系。”上周有体育界专家评论说，“中国的问题是‘内行’太多，其实对于足球市场的经营和管理，国内还没几个‘内行’。”
韦迪救火 任期内难见成效
“外行领导内行”的说法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足协还是在谢亚龙时期，第二次出现就是上周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韦迪火线转岗足协——这是南、杨两人被罢免职务之外最为引人关注的足协人事变动。国家体育总局这次出手迅捷的人事调整博得外界一片喝彩，但喝彩也仅限于总局的工作态度，与足球关系不大。
仅靠一位新的领导——无论他过去有怎样的辉煌、对于竞技体育的训练规律是否理解——短短几年之内想提高中国足球整体水平，无异于痴人说梦。
2009年5月，高洪波执教国家队之初便实话实说，中国足球不可能在短期内旧貌换新颜，“十年之后可能会有起色”，“目前还只能是尽力在比赛中打出好的成绩，争取完成打进世界杯决赛圈任务。”
高洪波经历过足球专业化到职业化的转变，也体会过从运动员到教练员的转型，在足球圈中浸淫30年，他对中国足球的判断和定位并不过分。而无论是从目前高家军比赛的内容还是结果分析，2011年打进20强赛、2012年突破十强赛都希望渺茫。因此，2013年就到退休年龄的韦迪，也很难在任期内拿出令人信服的成绩。
更何况韦迪在上任之初，便迅速领教了足球带给他的巨大压力——上班前和下班后都有媒体记者守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他的经历、他的爱好，都已经成为宣传材料，他到足协第一天所驾驶的豪华越野车，也引发了公众的争议。
这辆价值数十万元的越野车，实在很像是迎合原足协官员腐败倒台的“道具”，“韦迪是不是公正清廉”、“他的年薪多少”、“能不能买得起豪车”的疑问顿时让这位还没开始工作的新主任明白，足协这座火山在公众眼中的分量，远非地管理的水上运动中心所能比拟。
老领导因“豪车问题”受窘，也让水上中心工作人员大感不平：“那辆车是帆船赛赞助商暂时借给中心的工作用车，是签了相关合同的。”
“现金加实物”是赞助商通用的赞助形式，韦迪换岗事发突然，还没有完成交接，使用这辆车前往足协原本不存在任何问题，但公众对于足球腐败深恶痛绝，看到韦主任“豪车”自然想刨根问底，因此就连一向不受关注的水上中心也未能幸免。
足球丑陋 但不是惟一毒瘤
水上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韦迪此前从未承受过这样的舆论压力，“水上项目原来的问题都不复杂，因为这些项目都比较苦，队员基本上都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会乱来，目的都是为国争光。”
只不过水上中心的清白绝不代表中国体坛只有足球才罪大恶极。
去年山东全运会，已经是近几届全运会中争议较少的一届，但仍有贯穿全运历史的所谓“黑幕”发生。跳水裁判马延平表示，他将尽力收集证据，以证明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内定跳水冠军，“内定的目的是什么大家都清楚，已经背离了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
这并不是周领队第一次遭受“同行”发难。2008年，原国家队跳水教练于芬曾向国家体育总局举报周继红贪污上百万元，游泳中心在调查后表示“周继红并无问题”，此事就此结束。
虽然“内定”和“贪污”在经游泳中心调查后均不属实，但中国体育界的黑幕已是阳光下的阴影，只不过体育系统缺乏司法监管，“假”、“黑”现象得以长期存在，而所谓黑幕背后，不外乎只有一个“钱”字。
“足球其实和别的项目差别不大，只不过关注的人多，犯了错误更容易被人抓住把柄。”在中国足球渐成过街老鼠的时候，一位助理教练说，“中甲和中超的比赛都有转播，观众很多，总会有人怀疑。好多其他项目的比赛，我不相信就都干净，没有假的黑的。”
去年中国男篮亚锦赛惨败，“将帅不和”以及“赌球”两种说法不胫而走，虽然篮管中心表示，国家队内部并无问题，但很多球迷认为，CBA联赛某些场次的问题确实值得怀疑。因此，在本周的CBA联赛裁判工作会议上，篮管中心主任信兰成郑重地表明态度，要求大家“以足球为戒”，“公正执法”，“清白做人”。
淡化锦标 总局有意标本兼治
足球从“抓赌打假”到“反腐扫黑”，被警方控制的涉嫌人员官级“步步高升”，而正厅级干部被刑拘是不是会牵扯出行政级别更高的领导？会不会引起整个体育系统内部的大清洗？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总局中层干部表示，无论是否牵扯到更高级别的领导，总局的工作一定是力求稳定，绝不会有类似于“大清洗”的情况发生：“今年有冬奥会、亚运会，后年就是奥运会，所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举国体制也肯定要坚持下去。”
国家体育总局高层已经意识到“举国体制”并非适用于所有项目，也明白改革确实举步维艰，“改革要一步步来，一点点改，因为中国国情比较特殊，地域太广人太多，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很难用行政命令强制。”
虽然目前竞技体育仍是中国体育的主体组成部分，“奥运争光计划”仍将作为中国体育战略目标出现，但为纪念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国务院去年批准，每年8月8日为“全民健身日”，这一举措被很多专家认为是中国体育重视全民健身工作的重要标志。
据记者了解，很多体育界专家认为，“淡化锦标主义”是清理中国体育“假、赌、黑”现象的前提条件，而中国足球目前所经历的清算风暴，也体现了司法部门对于体育界丑陋现象的监管和打击力度。
“淡化金牌、淡化锦标，突出健身、突出参与、突出快乐。”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本周结束的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说，“今年5月在合肥举行的全国体育大会考虑要取消金牌和奖牌榜，鼓励地方体育局发展非奥项目。”
刘鹏讲话透露出更重要的信息是，全运会也在思考如何“瘦身”，尽力摆脱“假、赌、黑”的侵蚀。
“违背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的比赛社会影响极差，管理不力和地方奖励过高是主要因素。”刘鹏说，“下届全运会可能要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包括把运动员注册期限从比赛前两年改为四年，避免‘交流’出现问题。”
“改革方案成熟一个推出一个。”刘鹏表示，“国家体育总局惩治腐败、整顿足坛的态度鲜明，决心坚定，体育系统也会据此加强反腐倡廉的警示教育。”
本报北京1月3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