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最后一个驿站
老人和社工的手握在一起
社工和福利院老人共同做游戏
林玉敏进行个案探访
社工鼓励老人们自己动手
社工在安抚老人
"棺材"体验
在武汉市一栋3层的灰色楼房中，死亡是个避不开的话题。每过几天，这里就会有人死亡。死去的人一走，就有新人住进来；再有人死去，就再有人住进来。就像人生的最后一个驿站，一些人的生命在这里走到尽头。
那些在狭窄走廊里和白色木门内生活的老人，有的孤苦了大半辈子，一生平淡无奇；有的肚子里则装满了风雨、故事。但在香港人林玉敏看来，她能为他们做的事笼统说来只有一件，那就是替他们完成遗愿，帮他们平和地面对死亡。
她与“驿站”里的社工义工们，称呼这些老人“爷爷奶奶”。他们和医护人员一起，照料这些已经罹患绝症者的生活起居。她也会委婉地提醒他们，在辞世之前，要好好珍惜有限的时间。这个年轻女孩完全没有想到，她触碰到了这个社会里一个古老的禁忌。
有同事提醒她最好不说这些，不然会有人接受不了；有的老人一听她说起这个，立即转身离开。可她还是要说，只不过方式更加委婉了一点。很快，她有了一个“死神”的外号。
但慢慢的，有很多人接受了她。一些行将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人甚至开始喜欢她。毕竟，她竭尽全力在做的，是让他们在生命最后的日子少些挂憾。
“你咒我死呀，你们是不是搞殡仪的”
3年前，林玉敏只身来到这里时，她对这个城市一无所知。她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第一次离开香港工作。她听不懂武汉话，刚到武汉时，甚至不会说普通话，第一次面试员工时，说话就“像外国人一样”。她也不习惯武汉的饮食，开始的半年，几乎每天都拉肚子。
那一年，湖北省荣军医院刚刚启用了一栋新楼。这栋大楼由香港英皇慈善基金捐助。湖北慈善香港英皇关爱老人护养中心就设在这里。按照约定，湖北一些农村福利院的少数“三无”、“五保”老人，将在护养中心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房间格局一样，墙壁一律白色，两张病床，一个卫生间，还有空调。这样的居住环境，有的老人第一次享受到。
此外，英皇慈善基金还资助香港“无国界社工”在此推广“临终关怀”的项目。林玉敏就是无国界社工派往武汉的工作人员。她将在此工作3年。
在武汉，临终关怀并不是一个新鲜话题。早些年，荣军医院也开展过此项业务，濒死者被送到这里，由医护人员照料他们的生活，直到他们老去。
但林玉敏觉得，只是将老人们的生活照料好，还远远不够。她从香港带来的理念是，社工要给这些即将面对死亡的人心理上和精神上的安慰，让他们舒缓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
第一批服务对象，是护养中心主任熊春娥带队挑选的。当时，熊春娥带着队伍，到武汉周边的一些农村福利院找人，条件是生命期3个月到半年内的“三无”、“五保”老人。符合条件的人，随即被送到护养中心，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
但是，熊春娥始终没敢跟老人们提到“死亡”。她只是告诉他们，护养中心的条件好，设备比较先进，适合一部分老人治疗。她担心，一旦告诉老人们实情，一部分人将不会去。
她解释称，在传统观念中，老人们都希望叶落归根。护养中心的第一批住客就这样被“骗”到了武汉。
正因为老人们不知情，所以，“无国界社工湖北慈宁服务处”开张不久，主任林玉敏就碰上了一个“老大难”问题。
一位老人已经濒临死亡，她认为应该将实情告诉老人。但当她和护养中心的医护人员就此讨论时，在场者没人赞同她的做法。
“每个人都有知情权，为什么不能告诉老人他们的健康程度或生命期，让他们安排好一切呢？”她不解。他们则告诉她，一旦告诉病人时日不多，病人也许会加重心理负担，加速死亡。
讨论许久，她的方案通不过。事后，她又求教于很多人，大部分人都给她相同的答案。
“我们怎么知道老人害怕？就像小孩，冷了，大人给他穿衣服，热了，给他脱衣服，我们问过小孩是怎么想的吗？我们是不是习惯了充当孩子的代言人？”林玉敏把自己的困惑说给当地的同事听。
但她得到的最多回答是：你是香港人，不太了解本地文化。
她自己也曾亲身领教这种文化。一次，她在做临终关怀推广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时，随机调查了一些武汉市民。当问起对临终关怀的看法时，一名老人破口大骂：“你咒我死呀，你们是不是搞殡仪的？”
事后，有人告诉她，老人自己谈死亡可以，如果子女和老人谈的话，就会被扣上“不孝”的帽子，要是别人和老人谈，那就意味着“咒人家死”。这让她有点尴尬，因为在香港，她经常和自己的妈妈讨论妈妈百年后的葬礼如何举办。
直到现在，林玉敏仍然在困扰中工作。她害怕因为向老人隐瞒死亡时间而为他们留下很多遗憾。她所要推广的临终关怀，目的就是要濒死者舒缓无憾地离开。
她选择在一些思想比较开放的老人床头，偷偷地放一些临终关怀的资料；她还会试探性地同他们探讨生死。不久，一些不能接受她的观念的老人送给她一个“死神”的外号。
“我只想让每一个濒死的人安详离世”
在“驿站”里，那些看上去有些沉默甚至有点木讷的老人们，多数在心里藏着或大或小的遗憾。
林玉敏的第一个服务对象是个孤寡老人，早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首次和他接触时，她就碰了钉子。
她告诉老人，自己是香港来的一名工作人员，想和老人聊聊天。老人没反应。她东拉西扯地说了一会，老人摆摆手，示意她离开。一连数天都是如此。
凭着数年的社工经验，她知道老人害怕孤单，也不一定习惯新的居住环境，所以，她坚持每天都去看老人，老人逐渐开口了，但说话很少。有时老人不说话，她就坐在老人床边，握住他的手，陪着他看电视。握住老人的手，抚摸老人，是她学会的社工常用手段之一。
经过多天观察，这名经验丰富的社工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她发现这名老人喜欢看报纸，每天早晨都要溜出去买报纸。一天，她走进老人房间时，见他正在看报纸，就对他说：“爷爷，我看简体字比较困难，你能不能给我讲讲外面发生了什么？”
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当天，老人很高兴地给她讲了报纸上的不少新闻。此后，老人每天都会给她讲报纸上的内容。渐渐地，他们也开始聊一些别的内容，关系逐渐融洽。她偶尔偷偷留一些临终关怀的资料在老人的床头。对此，老人并未表示反感。有时，她也会顺着老人的话，试探性地讨论一下生死。比如，她会问老人是否害怕死亡，死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等等。
有一天，她像往常一样去和老人聊天。老人突然说：“小林，我快要不行了，不能给你讲故事了。”
“爷爷，你有没有没做的事，看我能不能帮你做。”林玉敏说。
老人告诉她，他有一个侄子，好久没联系了，很想让他知道自己的生死。他还说，自己希望能总结一生的经历。但他又接着说：“像我这样的人，有谁会在乎呢？”
“我们都很在乎你呀。”林玉敏说。她紧握住老人的手，鼓励他写出自己的历史。
在她的鼓励下，这位一生默默无闻的孤寡老人开始动笔，书写自己的历史。林玉敏还是每天坚持去看他，每天都听他讲自己的故事。老人的病情逐渐恶化，手握不住笔了。年轻的姑娘又找来录音机，把他的话录下来，再找时间整理出来。
与此同时，她发动各种关系去找老人的侄子。她把寻找过程告诉老人时，老人开心地笑了。
老人弥留之际，她紧紧握住他的手，在他耳边大声喊道：“爷爷，传记已经开了头。如果找不到你的侄子，我会好好保留。”她发现，老人在去世前，流出了眼泪。
如今，老人的侄子也未找到，她就一直珍藏着老人的传记。
“我不是死神，我是做社工服务的，只想让每一个濒死的人安详离世。”林玉敏说。她只是想多给那些老人一点关怀，让他们感觉到，在临死之时，仍有人爱着他们，他们仍有尊严。
这名年轻的香港姑娘曾多次到一些农村的福利院。老人们生活条件之简陋，常常让她感到心酸，有时甚至让她“泪流满面”。她曾听说，在一个农村福利院中，有一位老人已经死亡两天了，都没被人发现。
因此，只要老人们有需求，她和她的团队就会尽量去满足。她还要求每一位社工，都要尽可能地握住老人的手，陪他们聊天儿做活动，让他们不再感到孤单。
服务处社工黄华清服务的一位老人，在临死之前，希望能见到自己的弟弟。但老人的弟弟出门已经比较困难了，黄华清就尽量让老人和弟弟多通电话。
老人还有另一桩心事。多年前，他“休掉”了自己的前妻，一直感觉很“对不起她”，希望能当面向她道歉。但是，他已经记不起前妻的名字。黄华清几乎动用了所有关系来帮忙寻找老人的前妻。每天，她都和老人分享自己寻找的过程，老人“听了很高兴”。
老人还告诉她，他的弟弟希望能把自己接回去土葬，但他不同意，说土葬“不环保”，“还花钱多”，自己一定要火葬，并把骨灰撒到河里。不过，弟弟坚决反对。说这些话的时候，黄华清发现，老人始终是“笑眯眯的”。
老人的前妻最终未能找到。但老人走的时候，“很安详”。
3年来，林玉敏和她的同事知道了很多离世老人的秘密。她听一位老人告诉她，自己为年轻时做错的一件事而忏悔终生；另一位老人则在去世前，向她“传授”了自己掌握的一门独特的种植技术。
这样的故事多了，连社区养老的一位老人也找上了门，希望林玉敏帮忙找到自己的初恋情人。老人并不是服务处的服务对象，听到老人的心愿后，林玉敏还是立即联系了自己的记者朋友，在媒体上发布消息，最终帮老人实现了这个心愿。
“临终关怀的重点是关怀，而不是临终”
住在护养中心的老人，走了又来了。有的老人，在护养中心养好身体后，不再是临终关怀的对象，就又回到了原先的福利院。他们带去了林玉敏的天使般的形象，也带去了她“死神”的名声。
为了让更多老人接受自己，林玉敏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护养中心逐渐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老人们不再躺着等死，而是参与到社工们组织的一些活动中。他们亲自做卡片、画图，还在社工们的鼓励下，去帮助那些更需要帮助的老人。
有一位老人发现护养中心不给他治病，非常气愤，每天嚷嚷着要离开。每次活动，社工都会邀请他参加，可是他从不参加。后来有几次，社工故意没叫他，想吊吊他的胃口，有一天，当社工走进老人房间邀请另外一位老人时，那位始终不愿意参加活动的老人突然抓住社工的手，问社工为什么不叫他。
那次活动，老人做了很多卡片，还把做好的卡片送给别人。活动结束时，他兴致勃勃，不愿离开。如此一发不可收拾，每有活动，老人都参加。
在医护人员照料下，老人身体逐渐恢复，不再是临终关怀的对象。在离开护养中心回福利院的那天早晨，老人跑到林玉敏的办公室，问还有没有什么活动？能不能参加完再走？
这让林玉敏感到很欣慰。她清楚，老人们终于开始认可她的做法了。
还有一位老人是林玉敏的服务对象。每天，这名香港女子都要和老人拉拉家常。趁老人心情好时，她就会偷偷留一些临终关怀的资料。刚开始，老人很“反感”。他告诉林玉敏：“我是来看病的，不是来临终的。”
后来老人身体状况逐渐恢复，就回到了原先的福利院。林玉敏和她的团队到福利院回访老人时，正赶上了老人老伴的葬礼。他们帮忙做了很多工作，并承诺老人，当老人老伴去世百天之时，去给她上坟。
在老人的老伴“百天”快到之时，老人打电话给林玉敏，拉了一些家常，并提醒她，老伴的“百天”快到了。
老人老伴“百天”之时，恰逢雨天。林玉敏租了一辆车，带着几名社工和义工，前往百公里之外的地方，去给老人的老伴上坟。一天下来，他们又饿又累又冷，但老人那天流出了眼泪。后来，老人就到处宣传林玉敏的临终关怀理念，并把一些宣传资料贴在福利院院长的办公室。
在林玉敏多年的社工工作中，她经常发现一些机构或义工，在为弱势群体服务时，多是买上一些物资，分发到他们手中，然后就离开了。在香港做社工时，有一次，一位院舍老人半开玩笑地和她说：“我们不是动物园里的动物。不要经常安排社工走马观花地看望我们。”她当即明白，老人们更希望社工们能坐下来和他们拉拉家常，说些体己的话。
因此，到武汉后，她经常向队友们强调：“临终关怀的重点是关怀，而不是临终。”
她鼓励她的团队走出去，到福利院陪老人聊聊天儿，拉拉家常。她还曾带着专业摄像师，到一个偏远的福利院，委婉地劝说老人照百年照，冲洗好后，再给他们送过去。服务处还经常组织义工，给福利院的老人理发、剪指甲等。
去年，林玉敏倡议“一人一封信”活动，建议社工和义工与福利院的老人互相通信。
义工刘春凤这些天老在想，福利院的李爷爷怎么还没给她回信。她想，信是不是已经到了班级的信箱，分发信件的人还没顾得上取信？为此，她偷偷抠过班级的信箱。她又想，要不要再给爷爷写一封信，问问他是不是信寄错地方了？她还想，春节快要到了，她应该买一张卡片，最好能在春节当天送到爷爷手中……
李爷爷的老伴去世百天时，刘春凤曾随林玉敏去给他老伴上过坟。回到武汉后不久，刘春凤便给老人写了第一封信。
信的内容，多是一些寻常话，比如，要注意身体了，要经常笑一笑了等等。这名调皮的大学生，还在每句话的后面，都画上一个笑脸。两页信纸寄了出去，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在回信中，老人一再强调，收到她的信后，自己“高兴极了”，“好开心好幸福”，并希望能经常收到她的信。“老人们都很孤独，我们能做一点就做一点吧。”刘春凤说。
“当我们有能力面对死亡时，我们便更懂得欣赏生命”
到护养中心后不久，林玉敏就与那个困扰她近3年的问题相遇了。到底要不要告诉濒死者实情呢？尽管她选择了尊重当地传统，但并不甘心。
护养中心的医生张晋，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林玉敏刚来时和护养中心的医护人员做的那个小游戏。当时，林玉敏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抽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假如你的生命只有多少天，你会做什么？
对于这个游戏，事后不少人认为有些晦气。不过，当时他们并未表达出来，还是认真地参与了。
张晋当时抽到的卡片上，写着生命期只有3个月。她的答案是，花上两个月周游全国，剩下一个月处理自己的事情。
时隔近3年，现在回忆起来，她承认这个游戏对自己有所触动。“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就知道自己一生要做些什么了。”她说。
另一名医生抽到的卡片上写着，生命只剩一周。她虽然“无法完全进入游戏”，但在看到那个数字时，脑子里还是冒出诸多遗憾。她后悔没有多陪陪丈夫和孩子，还有很多事情没处理完。她的答案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周”中，用足每一天去弥补缺憾。
做这个游戏的目的，林玉敏意在让临终关怀的团队体验濒死者的感受，一方面希望大家接受她的观点，一方面希望能为老人提供更贴切的服务。不过，前一个目标，至今也未实现。
同时，林玉敏还为周围的人宣讲“生命教育”。她希望大家都能正视死亡，为生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以使“去者善终，留者善别，能者善生”。
在她和队友合编的《生命手册》中有一句话：“当我们有能力面对死亡时，我们便更懂得欣赏生命。”带着这个理念，林玉敏还让“生命教育”走进了校园，其中有一次甚至是在中学的课堂上。
她又把“生命教育”推向社会。去年11月，她的团队在汉口江滩公园举行了一次“生命教育”活动。其中包括“酸甜苦辣”体验、“地震”体验和“棺材”体验等，即模拟一些逼真的场景，让体验者进入各种场景中感受。此后，这项大型生命教育活动便在武汉各高校巡回展出。
“地震”体验者出来后，有的泪流满面，有的沉默不语，有的还如进去前一样说说笑笑。但有义工发现，有一名体验者，出来后立刻拨打了母亲的电话，对着电话大声喊道：“妈妈，我爱你。”
“棺材”体验用的是火葬场出借的黑色纸棺材，棺材正面贴着一个大大的“奠”字。体验者躺进纸棺材后，用白布遮住全身，盖上棺盖，通过耳塞听哀乐一分钟。体验者出来后，可以在留言板上写上自己的墓志铭。
那天，“棺材”前围观者很多，体验者有50多人。但“棺材”体验引来了不少讥讽和质疑。有批评者认为，这样的活动，不是“无聊”，就是“作秀”，有人甚至称林玉敏是在做“死亡宣教”，是在教人死亡。
在武汉一所高校开展生命教育活动时，义工刘修明向观看的一名大学生介绍了“棺材”体验活动。他一边介绍，一边观察那名大学生的反应。他发现，那名大学生一直在翻白眼。
“假如现场有一口棺材，你会不会躺进去？”刘修明问。“这样做有意义吗？”那名大学生反问道。
令他们欣慰的是一些体验者事后写下的话。有人这样写道：“我很庆幸，我不曾白活。爱过、恨过、悔过、怨过……如果时间从头开始，我仍然一如既往，活着的你们，要好好珍惜现在的美丽人生。”还有人写道：“人生苦短，要珍惜眼前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不浪费时间，在将来我们垂垂老矣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没有白活过。”
“临终关怀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无国界社工湖北慈宁服务处的办公室设在走廊的尽头，只有两间，每间10多平方米，结构一样。一间挤满了办公桌，一间活动室。办公室不分节假日，白天始终有人值守。
林玉敏的办公桌在最深处。格子很高，坐下后，露不出头。就是在这个地方，由她带来的具有强烈香港意味的临终关怀理念，开始走进武汉。
办公室的门上，不同时间会换上不同牌子。工作时间的牌子是“工作时间，敲门请进”，外出时就挂上“外出工作”的牌子，休息时间又换上提醒工作时间是何时的牌子。纸是粉色的，看起来很温馨。因在护养中心内，这里经常有老人过来散步，林玉敏不想让他们因她的存在感到更加害怕。
因为直到现在，她仍被不少人认作是“死神”。
3年即将过去，她的普通话说得已经相当流利，身体也适应了当地环境。她送走了一位又一位老人。那些了解她的人，很愿意和她接触。但是，她并不认为临终关怀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3年来，她的团队日渐扩大，各地的义工队伍也在她的影响下更加专业。但她发现，临终关怀项目，始终没有达到自己理想中的“高标准”，一些人甚至对社工的职能仍不清楚。
在香港，临终关怀的团队不仅仅有医护和社工，还有物理治疗师、药剂师等专业人员。个案有需要时，这些人就会坐下来，讨论关于病人的个案需要，为个案提供个性化服务。社工不仅充当个案和这支队伍之间的联络人，还要对个案进行心理疏导。
香港一位80多岁的老人，患有严重糖尿病，他非常渴望能吃到一碗红豆沙。医生告诉他不能吃糖，但老人坚持要吃。老人就和社工讲，我都快上天堂了，就想吃口甜点，难道这么点愿望都不能满足吗？社工就把老人的愿望告诉老人的女儿。女儿立刻表示同意，说老人开心就好。
为化解这个难题，社工便把老人的女儿和医生召集在一起，最后商定的结果是，老人可以定时吃上一碗少放糖的红豆沙。
但如此个性化的服务，在武汉的工作中，林玉敏很难实现。曾有一位老人因患直肠癌，手纸用量特别多。有一次，定量分发的手纸用完了，老人就向管理人员要。但管理人员说，每个人都是那么多，他不能特殊。弄得老人很尴尬。林玉敏看到这个场景，就偷偷给老人买了手纸。
对死亡的探讨，仍是一个禁区。
社工黄华清曾做过一个小游戏。她用手机短信的方式，问自己的好朋友，假设她死后，大家用什么方式纪念她？
结果，几乎所有朋友回复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还有人问她，是不是因为做临终关怀这份工作，让她心理抑郁了。有朋友不放心，还给她打来电话，看她是否还正常。她一再强调，她就是想知道答案，并追问朋友用什么方式纪念她。朋友告诉她，那就逢节日的时候，给她烧炷香吧。
质疑林玉敏的声音一直都存在。每有质疑，她就讲一遍“捡海星”的故事。她用故事来回答质疑。
一个人有一天在退潮的沙滩上散步，看到满沙滩都是被海浪冲上来的海星，在太阳的照晒下，奄奄一息。他的前面有一个孩子，一边走一边不断地把一只只海星捡起来，抛回海中。他问孩子：“沙滩上有成千上万只海星，你这样做有用吗？”孩子看着手中的海星说：“至少，对这一只有用。”
林玉敏很快就要回香港工作了。无国界社工会另派人接替她的工作，这一段时间，她经常会静下来反思：“临终关怀是不是来得太早了？”
她暂时找不到答案。
“临终关怀”运动先锋Cicely Saunders的话就贴在办公室外墙上，十分醒目，林玉敏烂熟于心：
你是你，你一直活到最后一刻，
仍然是那么重要，
你是重要的，因为我们会尽一切努力，
帮助你安详去世，
但也尽一切努力，会让你活到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