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大学老师挣扎在辞职边缘

    因为她的领导去年拿到了一个社科基金，快结题了还没有成果，一着急就把这个任务“光荣”地托付给了周红。前一阵她又要备课又要监考又要批改试卷，还要承担辅导员的职责把学生们安全送走，这本书就像把骆驼压死的那最后一根稻草，压得她嘴边长了一圈的大泡。

    “朋友们一听我在写书都很羡慕，可我的名字最多也就出现在后记的‘致谢’里！”周红有些愤愤不平，“辞职”的念头一直在她脑子里跳来跳去。

    笔者走访了几所大学，发现有些像周红一样的青年教师在给教授做嫁衣裳的过程中牢骚满腹。是现在的年轻人承受能力弱耐不住寂寞，还是一些高校的环境不利于年轻教师的成长，让他们承担了太多工作和压力？

    微薄的工资让年轻教师不得不继续啃老

    许多、袁全和郑革，都是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到东部沿海城市同一所大学工作的。他们同一年进校，如今时间过去了4年，各自的生活也经历了许多变化。

    他们说，工资微薄是年轻教师心理要跨的第一个槛。

    许多依然记得第一次领工资的情形。那个时候还没有办好工资卡，自己的工资要从财务处领取，填好领款单后等了十几分钟，窗口里才扔出来薄薄的一叠钱： 1704元。

    “这个数字我一直都记得。”许多说。她用其中的4元零头买了两注彩票，“当时特想中500万元，还想好如果中奖就要全部存起来，然后每月自己给自己发一万元工资。”

    当然，“500万女神”没有光顾她，而这样的一个数字在她的工资册上“待”了两年时间。除去合租的房租、水电以及必要的生活开销，每月都无余款。许多终于成了传说中的“月光女神”。

    袁全和许多是大学校友，她的父亲是一家国企的领导，单位福利非常好，一直希望袁全可以到自己单位工作。但袁全总觉得从小到大都在爸爸的羽翼下成长，“就像个木偶，在父母的指挥下完成人生所有的选择，很没成就感。”她很傲然地凭自己能力进入高校当了老师，可以说在朋友圈赢得了喝彩一片。

    可好景不长，大手大脚花钱习惯了的袁全第一次拿工资时，愣了半天，问，“领导，咱学校的工资分几次发？”半分钟后，大家一阵哄笑。袁全的理想主义遭遇了残酷的现实，她无法真正摆脱父母的羽翼，每月依旧要靠他们支援。

    其实相比其他同事，袁全生活方面已经算很优越了。她有一辆从母亲那里淘汰下来的蓝色宝来，却“从来没有自己加过油”。袁全的妈妈给了她张加油卡，每月还会自动往卡里充值。刚参加工作不久，父母就给她买了一套房子。袁全一直过着有房有车的幸福生活，并没有感到生活的压力。

    每当看到媒体上批评大学生问心无愧地当“啃老族”时，袁全就特别难受，工作以后还要“全方位啃老”，实在是一件很伤自尊的事。

    工作两年后的一天，在去学校的班车上，袁全听到坐在前面的两位中年男老师比较工资条上的钱数，两个人围绕其中一个人少了50元钱的取暖费的问题讨论了一路，“那抠抠搜搜的样子让我悲从中来，下车回家立马写了辞职信”。

    由于合同期限没到，袁全需要付给学校一大笔赔偿金，袁全终于在人事处爆发了：“学校应该另开一个专业，专门研究如何挣老师们的钱！”

    袁全辞职时正好赶上金融危机，她再次拒绝了爸爸那家国企的橄榄枝，“这个世界常常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而后悔，而是因为你没做什么而后悔。”

    如果说年轻女教师能通过结婚改变命运，男老师怎么办

    嫁人，是不少女教师改变窘境的途径。

    许多的妈妈一直教导她：女人有两次投胎机会，一次是到自己家，一次是找婆家。眼看不到2000元的工资养活自己很成问题，普通的商品房价格已是天价，身边的朋友接二连三地结婚从宿舍搬了出去，合租的房子渐渐找不到同住的对象，许多开始着急了：“发疯一样想结婚，甚至考虑过嫁个有房子的老头子。”

    好在“大学女教师”因为职业“工作体面、受人尊敬”，一直属于婚姻市场上的绩优股。频繁相亲过后，许多嫁给了当地一位国税局领导的儿子。他也在税务系统工作，家里好房子有多套，还有一辆公车两辆私车。

    “当时我就觉得自己不用再漂着了。”许多说。两个月以后，许多就结婚了：“丑是丑了点，看习惯了都一样。”

    跟许多可以通过嫁人改变生活的窘境不同，高校男教师面临着更多困境。来到这个城市4年了，房价已经翻了两倍，郑革依然住在学校不到10平方米的单身宿舍。就这样一间朝北的潮湿小屋，学校每月还要从他的工资卡中扣除550元作为房租。这样一来，他每月到手的工资还不到2000元，“不吃不喝也还不够某些核心期刊的单页版面费”。

    在郑革的大学里有一个教师优势综合指标排序的规律：老年男教师、中年男教师、老年女教师、中年女教师、青年女教师、青年男教师。

    “所以，年轻人难，年轻男教师更难。”郑革说。

    在教授的舞台后默默奉献经费和他们没有一毛钱关系

    许多工作非常努力，读书期间就跟导师做过不少项目，可那个时候不论项目经费多少，都跟她“没一毛钱关系”。本以为到了高校之后可以翻身当家做主人了。事实上却不是想像中那么简单。许多在一所理工学校工作，文科项目本来就少，申请标准也就更加复杂。

    “所有的项目都跟职称挂钩，随便一个项目的申请，起点就是副教授。”许多说。

    好几次也想过冲击青年教师项目，再一看青年的标准是50岁以下，“就一点儿希望没有了”。几次申报项目的不成功，让许多很受打击：“看来大学教师还真是跟‘国学大师’差不多的职业，拼的是谁‘活得久’。”

    考博又是另一个瓶颈。硕士研究生在大学校园已经成了“同事看不上，领导不重视，学生瞧不起”的尴尬学历。但是想要读博却又很难。许多所在的英语系，因为本科教学评估时期师资力量不够，一口气引进了9位硕士。现在他们承担着大量的基础教学工作，学校考虑这个原因，一直严格控制硕士教师报考博士的名额，“一年3个，按年限排队”，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年排上队了，有了考试资格却没通过考试的，必须重新排队”。这样的压力让许多不敢再想考博士的事。

    她说，现在考博在导师那里也要排队，“两边儿都刚好排上号的概率太小了，可以去买彩票了”。

    对于高校里一些年轻教师的牢骚满腹，已经人到中年的教授对他们颇不以为然。

    刘业，今年刚刚被提为教授，他说：“我们年轻时候一样一路为领导做嫁衣裳，给他们写书做‘学术影子’，都习惯了。现在的‘80后’教师，整天想着怎么快点出名，还没学会坐冷板凳。”

    好在郑革的性格平和，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非常低，这样的说法并不影响他的心情。读书是他最大的乐趣。去年他考上了社科院的博士，但他最大的愿望还是回到学校教书。“相比社会而言，学校还是要单纯很多”，这也许是很多年轻教师虽有怨言但还甘守清贫的原因。

    因为坚守，郑革也获得了让他温暖的回报。他的学生像尊敬旧式知识分子一样把他视作“世外高人”。不过，对待这样的评价，郑革有时也会苦笑：“学生把我当成献身学术的苦行僧，但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我偶尔也会有还俗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