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笔记

    兵法

    李零读《孙子》，他自己说，是从中学开始的，15岁吧，至今45年以上。一部六千字的书，在一个人手里这样读，恐怕不多见。最新一读，是去年。今年出版了《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他说，常读常新。几年前，中华书局出版他的《兵以诈立》，我以为《孙子》他说得差不多了，读过新作，知“常读常新”不虚也。

    《唯一的规则》乃厚积薄发之作，越写越薄，只20万字多一点，但的确新意迭出。李零“自序”列了十几条，在“写在前面的话”作了发挥。比如他厘清了“兵”的概念，指人，非武器也，进而指军事。“兵者，国之大事”之正解，因而“兵法是研究人的大道理”，是斗争哲学。李零解兵的特点，在于强调兵法“贵谋尚诈”，因而对道德是一种挑战，也挑战人的智慧。经他一解，诈中之诈的“用间”（间谍），非大仁大义、大智大勇之人而不能为，简直就是“圣人”才能干的事儿。

    李零把《孙子》掰开揉碎读，全书重分上、下两篇，四组，并给读者七个建议，都很实用。他还建议，读孙子，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对照读，如果能再参读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更好。这是我揣摩后加上的——就在去年年底出版的《何枝可依》，李零收了几万字读富勒的读书笔记，很用心的一篇雄文，特能体现他近年借谈兵讲大道理的意图。

    城市

    自刘易斯·芒福德发表《城市发展史》（有中译本），西方人谈城市，多负面角度。也难怪，城市，City（Cities），听上去就没乡村、田园那么勾人魂魄，尤其是饱受城市之苦的人们。可事有蹊跷，无论人们如何抱怨城市，甚至诅咒城市，把无数赞美留给乡村，可飞蛾扑火般的，拥向的是城市，而非乡村和田园——这很像大部分国人对美利坚的态度。赞美乡村、田园的理由，不外乎它们是自然的，恬静的，悠然自得的，等等，而城市是人造的，喧闹的，费劲扒拉的，等等。《城市》作者John Reader，一反西方传统，对当代人类愈来愈依赖的城市，给予尽可能的理解与赞美，其理由多少有些特别——城市怎么就不自然了？比之乡村，它们不过是另一种自然罢了，跟乡村也是人造的，同出一理，如果有人非说乡村是自然的话。

    Reader给出的一组数据，可作为人类无法不爱城市的理由：17世纪初，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只占总人口10％；19世纪初，25％；2000年，超过50％；而到本世纪30年代，将有超过6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50亿以上！不止如此，Reader用充分的材料，通过城市衍生的历史梳理，证明，正是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粮食产量，而非相反。他用伦敦近半个世纪发展为例，说明人类有能力应付城市病的挑战——直到1956年，伦敦才迈开走向今天面貌的步伐，此前，雾都伦敦，是毒气污染之都呐。

    中国问题

    “中国问题”，是汪丁丁《盘旋的思想：知识、秩序、自由》中的主题词，肯定，也是他多年思考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主题词。中国问题当然复杂，惟其如此，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言说，只能复杂。汪用巨大篇幅（几乎是由六卷构成的集子最长的一篇），以王元化先生为例，反反复复说明这两种复杂的内在肌理——这何尝不是汪本人言说复杂性的镜子？汪从制度、事实（每天发生的案例）入手，在几个基本概念上打转儿，还是因中国问题的复杂——他不敢随便下结论，不敢随便放言。中国问题复杂在哪儿呢？踏上西方意义上“发展”这趟车时，携带自身成堆的问题；西方发展中的问题被它起步给迎面撞上；撞击后产生的新问题，等等。

    “中国模式”论者不懂这复杂，所以简单地快速地不由分说地总结出中国发展的“中国模式”，比较不靠谱的，是最近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和郑永年的《中国模式》。更不靠谱的，是有混饭吃嫌疑的《中国大趋势》作者奈斯比特，和《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叫做雅克的一位英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