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五区动迁 农民工子女上万张课桌何处安放

    打工者子弟学校学生画的图画上写着：“学校要拆了，我要去哪里上学？”

    工友之家供图

    春节本是孩子们开心欢闹、期待下学期开学的时候，但这个春节，北京却有为数众多的一批农民工家庭在发愁：孩子的“下一个学期”在哪里？

    “各位家长：我校这次处在政府储备地的拆迁腾退范围内，为配合政府部门的相关工作，我校将迁到朝阳区十八里店乡。”

    这是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腾龙打工者子弟学校给农民工家长下发的通知。许多家长看后，整个春节都在隐忧中度过。

    2010年6月之前，北京市的朝阳、石景山、昌平、大兴、丰台等区将完成面积不等的动迁。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有30所以上的打工者子弟学校将消失，其中正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超过1万名。

    拆迁波及上万个农民工孩子

    2010年1月18日，是腾龙打工子弟学校的最后一天。

    “那天校长通知我们，学校已经解散，教师自谋出路，1月23日前学校全部清空。有的教师舍不得孩子，都流泪了。学生、家长都不知道接下来往哪里去。”腾龙学校的老师曹靖华说。

    与众多将拆迁的打工者子弟学校一样，腾龙学校在2009年秋季学期开学初就接到朝阳区教委公告，由于即将拆迁，学校不能按学期收费，而要按月收费。原来的600多名学生中陆续有人被家长接走，但仍有500多名孩子留在学校，参加了期末考试。

    “新校址离现在的学校有20多公里，那么远叫我们怎么去？旁边的学校也都拆了，这要孩子去哪上学？”一位来自河南的农民工激动地说。

    1月19日上午9点，朝阳区另一个乡——崔各庄乡政府召开了拆迁学校校长会，告知北皋实验学校、育英学校、崔各庄实验学校等8所打工者子弟学校将被拆迁，并要求他们在2月28日以前腾退全部校舍。

    “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不知道孩子春节过后还能否上学。”育英学校一名学生的家长刘女士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坦言忧虑。她的儿子刚入校就读一年级。

    即将消失的小学中有多少农民工的孩子？中国青年报记者向众多的打工者子弟学校校长、教师以及公益组织进行了解。

    在石景山区，雍王府一带有4所小学将被拆除：春雷小学，学生约400人；红星小学300多人；太和小学约600人；先锋小学400多人。

    在大兴区，旧宫新苑学校有600多个孩子；荣乾学校有860多个孩子；团河实验学校有900多个孩子。

    在昌平区，有正规办学证的回龙观村向上学校有1500多个孩子。

    朝阳区有7个乡拆迁，其中包括：东坝乡，腾龙学校600多个孩子；蓝天学校700多个孩子，育英学校1600多个孩子。

    在崔各庄乡，经营10年的京华学校有440多个孩子；北皋学校有300多个孩子，桃园学校有890多个孩子，崔各庄实验学校有700多个孩子，青莲学校有1000多个孩子，星星学校有400多个孩子。

    在十八里店乡，新利学校有1000多个孩子，英杰学校有1600多个孩子。

    在来广营乡，红军营小学有500多个孩子。

    据公益组织新公民之友总干事刘文华介绍，在朝阳区7个乡，共有20多所打工者子弟学校要被拆除。

    教书10年的曹靖华老师回忆，来京第一年他住在东三环，2001年后随学校搬到了四环，2003年搬到了五环。“目前很多老乡带着孩子去了通县，接下来我们还要往哪里去？”

    孩子们的成长链条不能一次次被打断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这些在春节期间“教育断档”的务工子女基本有三种选择：一是全家跟着孩子以前就读的学校搬迁；二是就近寻找新学校入学；三是离开北京回老家上学。否则，就将马上面临失学的困境。

    原本在北京市北五环的红军营小学就将搬到六环外某处继续办学。

    “虽然学校有校车，但是更多的孩子因为学校特别远，不愿去。”公益组织“打工妹之家”负责人焦方凤说。

    采访中，有家长表示已经考虑为了孩子的学业搬家，但他们是少数。而若不搬家，对普通打工家庭来说，学校住宿费是难以负担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腾龙学校的校址迁移通知上说：“为给家远的学生提供方便，本校提供住宿。”住宿生的收费标准是2050至2800元不等，而此前普通学生每学期学费仅为小学生700元、中学生1050元。

    而对于能否就近入学，一位家长道出了普遍的苦恼：“现在是春季开学，学校不招生，很难给孩子找到新的学校入读。”

    曹靖华老师指出，目前北京的部分公办学校除了要求外地孩子必备“几证”外，还增加了一条门槛：考英语。

    “我的一个学生要转学，语文、数学都考了90多分，但英语只考了40多分。我们打工者子弟学校英语条件哪能好？可公立学校就卡这个，硬是不让进。”

    “以入学考试作为接收儿童的先决条件是违反《义务教育法》的原则的，义务教育规定适龄儿童都享有就学的权利。”长期研究流动人口教育问题的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说，“然而由于《义务教育法》关于儿童接收义务教育的入学条件，采取了就近入学原则。但‘就近’是以户籍为基础的。虽然中央一再强调要一视同仁地对待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但是由于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子弟入学的问题，使一视同仁的原则难以落实。”

    公益组织“同心家园”负责人马小朵无奈地说：“我们也帮着到丰台、门头沟找新的打工者子弟学校，但几乎没有一个社区说是不拆的。现在，家长们就只能在原地观望，还抱着侥幸心理，指望着最后会突然说不拆……”

    公益组织“华夏志愿者服务社”的志愿者方洁说：“让孩子们并入其他打工者子弟学校？半年、一年后，这些学校依然面临拆迁，孩子们的成长链条一次次被打断，对他们而言，心灵和成长所受的影响我们无法忽视。纳入公办学校？各种证件要求、入学考试、高额捐献款……这种想法极不现实。让孩子们回乡接受教育？他们从流动儿童转为留守儿童，已经难以融入农村生活，其成长又会发生更多的问题。”

    校方也对此表示不满。“1月15日刚放寒假，2月28日就要求腾退完毕，我们对此难以接受。”桃园学校的王校长说，“我们的教学设备根本没时间卖掉，我们对教室的装修也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另一位校长告诉记者，为了使打工者子弟学校的教学设施能更接近正规学校，他刚刚新建了一间舞蹈教室，但这次拆迁将使孩子们一直盼望的舞蹈课化为泡影。“现在给农民工子女办所学校实在太难了！”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在此次拆迁中，有办学证的学校获得了每平方米500元到1000元的补偿金，而无证学校则没有获得补偿金。

    但崔各庄实验学校的校长为此愤愤不平：“拆迁时说我们非法，但区教育部门一直都是按正规学校管理、检查我们的，我们学校还被定为朝阳区重点扶持学校。”

    韩嘉玲研究员说：“不少打工者子弟学校存在校舍简陋、教学水平不一、师资力量不稳定等问题，但它的存在弥补了正规学校的教育空缺，是当代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特有的产物。”

    韩嘉玲认为，在拆迁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事先统筹考虑在拆迁土地上的人，不是只管拆迁建筑物。“乡镇政府能力很有限，只协调流动儿童入学证明等工作；而区县政府教育的部门是统筹教育工作的，怎样消化这些学生，区政府应全盘考虑，应在拆迁后把由此失学的学生就近安排到区内其它学校。而不是把找学校的责任扔给家长，这样往往影响了流动儿童的就学权益。”

    上万张课桌何处安放

    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朝阳区教委社会力量办学科，相关工作人员对此回答说：“肯定得家长自己解决，你不可能让我们教委一一给安排到公立学校，那是不可能的。”

    工作人员解释说：“如果在朝阳区选择学校，那学校不接收，可以让教委来协调。但是让我们硬性安排不太合理。一是我们不知道这孩子在哪儿住，比如这孩子住在金盏乡，我给他安排到十八里店去，那就太离谱了。如果人家搬到外区、外乡去了，我们还怎么给安排？如果他还在本乡住，可以自己就近选择没被拆迁的学校。”

    “二是学校前期接到拆迁通知时，应通知家长做好相关准备。关于孩子入学转学的问题，家长至少提前应有心理准备，想好自己要搬到哪儿去。不可能到了拆迁这一天，才来找教委给他找学校，这不可能做到。”

    记者叙述了目前家长的部分困境，工作人员回答：“让他就近选择，自己选择！”

    但就算政府提前通知拆迁，也难以解决大批农民工子女的就学问题。

    韩嘉玲研究员举例，2007年北京市海淀区要取缔部分打工者子弟学校，把打工者子弟学校的儿童并入公立学校，所以给家长写了一封信通知，但个别打工者子弟学校校长不愿意学校被取缔，就扣留信件，没有把通知发给学生。

    “即使拿到通知书，家长也找不到新学校。由于通知书并非具体安排学生的入学通知。最后许多家长还是找不到学校，孩子依然进了原来的打工者子弟学校就读。整件事的处理是失败的。”韩嘉玲说。

    记者问朝阳区教委的工作人员：“市、区政府或教委有没有相关的农民工子女安置政策？”她回答：“到目前为止，没有听说有政策。因为这次拆迁的不止一所学校，几个乡都拆了一批学校。”

    实际上，对这一问题，一些省市已在财政允许的基础上，进行了实践探索。

    湖北省武汉市开展“温馨工程”热线咨询服务，主动指导入学，改变了进城务工人员自己盲目为子女找学校的局面。各区教育局均设立咨询电话，专门负责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进行解答，并解决入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教育局在媒体上公布了当地313所公办中小学的校名、校址、联系电话等，明确指出这些学校不收借读等费用，收费与城市儿童完全一样。进城务工农民拨打一个电话，就能获得在新学期送子女入学的详细行动指南。教育部门在接到电话转学申请后，各区会根据区域公办教育资源的分布情况，同意安排农民工子女入学。

    截至2008年，在武汉市就读的农民工子女有14.7万人，其中89.78％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这一比例在全国居于前列。

    浙江省绍兴市从2005年开始，实行了农民工子女“入学绿卡”制度。外地人子女可凭暂住证、劳动合同、婚育证明等材料申领“入学绿卡”。

    学校和年级均在“入学绿卡”上写明，绍兴市教育局根据其父母暂住地和施教区域，就近安排入学学校。学生凭卡入学，学校凭卡无条件接收，一律免缴学杂费、借读费、课本和作业本费。同时每接收一个农民工子女，学校凭卡得到政府发放的补助。

    江苏省张家港市政府自2006年开始，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区域位置、外来人员数量、生源情况，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进行了科学布点，主动管理，从源头规避了拆迁可能带来的大规模儿童失学问题。

    志愿者方洁说：“孩子都是一样的，不管来自城市、农村，不应分贫困、富有。我们一直在做的兴趣小组项目，就是希望给打工者子弟同城里孩子一样的成长机会。随着拆迁，不仅我们的活动无法继续开展，更重要的是，这些孩子最基本的受教育权利都遭到威胁。”

    “有些孩子随着这一声‘拆迁’，将面临辍学，他们能感受到城市的关爱和温暖吗？他们一直生活在这个城市中，却不能把这个地方叫做家，这种痛苦多少人能体会？城市希望这些孩子对自己怀有怎样的感情呢？会是爱和温暖吗？”方洁说。

    “学校里的老师、同学，社区里的好朋友、伙伴关系对孩子的成长很重要，而拆迁会使孩子离开好朋友。频繁的拆迁会对儿童的成长造成一定的影响，也有可能导致儿童的适应障碍。”韩嘉玲研究员说，“这些都是在拆迁过程中，要考虑到的。”

    “我们倡议政府更认真地考虑，拆迁对巨大的农民工群体、打工者子弟学校的孩子们，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方洁说。

    打工者子弟学校教师张树军说：“我们希望透过媒体呼吁，应该为拆迁学校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预留座位。孩子是最重要的。”

    办学十二年的育英学校校长说：“现在我们感觉政府忙着拆迁，这一大群农民工子女被暂时遗忘了。我们特别希望政府能关注孩子们和（打工者子弟学校）老师的去向，即使只是关心一下我们也特高兴、特满足。”

    据悉，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月10日召开的教育部年度工作会议上表示，教育部今年首要的工作是启动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今年教育部将落实以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以输入地为主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政策，全面取消借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