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中途宿舍
但这却是一处充满希望的地方。对住在这扇黄色木门内的孩子来说，这里是他们逃离昔日苦难后最初的落脚之处。那些苦难藏在他们脸上的疤痕或者眼里的恐惧中，那是在广州流浪多年的生活馈赠，是习惯于犯罪、逃亡或被捕的日子给他们留下的印记。但如今，他们在这里游戏、安睡，等待新生活的到来。
这间地下室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它那一人高的木板门上，镶着一块磨平的铜板，上面写着“中途宿舍”4个字。对它的创办人廖陵儿来说，“这是一个歇脚的地方”。她希望那些被劳教释放以后无家可归的少年，在重新进入社会之前，得到这样一个喘息的机会。
她和同事们去劳教所看望孩子们，了解他们的过去，并帮助他们重新找到工作，进入社会。作为这场救助行动的一部分，从2008年3月开始，他们邀请这些孩子住进“中途宿舍”。
重新进入社会前的一个过渡
在位于广州市东风北路一座老居民楼下的这间地下室里，很多孩子的人生被分为两半。
前一半是模糊的。被解除劳教后的这些少年，大都没有身份证，有些人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们回忆不起父母的名字，甚至不知道家乡在哪里。大多数孩子是被人贩子骗到广州的。一个叫库尔班的新疆少年，是在8岁的时候来到广州。他唯一的记忆，是一个大胡子叔叔抱着他上了“轰隆隆的大机器”。
后一半则充满历险。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后，他们也许会结结巴巴地回忆起更近的生活：这些长期流浪在广州火车站、汽车站和地铁站的孩子，习惯于偷盗、抢劫，被捕后被判处一到两年教养期，送到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
在广州流浪时，库尔班的任务，是和一帮年纪相仿的小孩子，在街上抢包、偷东西。每天出发前，他们的“老大”都会教给他们不同的逃脱手法：如果警察来了，只要“吞下刀片或者拿起刀在头皮上划”，一般就不会被抓起来。
说起这些来，库尔班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流露出和年龄不相符的“沧桑世故”，他大大的眼睛，睫毛很长，光头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刀疤。看着这些，廖陵儿“直想掉下泪来”。
3年前的中秋节，廖陵儿和一群义工带上月饼、茶果和一份中国地图，前往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探视这些被收容的少年。她把一人高的中国地图钉在黑板上，说：“地图上1厘米，我们得走上好几天。”她拿出一些红红绿绿的小贴纸，让孩子们“把纸条贴在自己的家乡”。
这些流浪儿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家”在地图上的位置，有湖南、江西、安徽，还有新疆、黑龙江。
“为什么大老远跑到广州来呀？”廖陵儿问。孩子们一边抢着月饼，一边不屑地大笑：“道理很简单呀，在广州流浪，不会冻死呀。”他们说，他们喜欢温暖的地方，扒火车的时候一般就找目的地为“广州”的绿皮列车。
廖陵儿是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会的会长，她和广州市少年宫以及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一起，组织了为解除劳教的少年服务的“展翅计划”。
她很快发现，解除劳教的少年要面临很多问题。他们通常不满18周岁，出来后往往只有“一身单衣一双鞋”。这些刚刚恢复自由的解教少年，由于经济窘迫，加上找不到工作，一旦缺乏很好的引导，就会重新开始犯罪。
作为这个计划的一部分，他们从国外引进了“中途宿舍”的概念，由义工组织倡导，为无家可归的解教少年提供住所，让他们重新进入社会之前，有一个良好的“过渡”。
广州市东风街道中途宿舍在这个阴暗的地下室里正式成立时，没有隆重的揭牌仪式，也没有重量级的嘉宾来剪彩，不过，义工们依然十分兴奋。只过了一年多，就有20多个少年曾把这里当成自己暂时的居所。
“这些孩子都变好了，不会做坏事的”
住在中途宿舍的那3个月里，阿成无聊时喜欢玩一个小游戏。他在气窗下稍息、立正，接着迈着正步，走向对面的墙壁。这只需要小小的7步，他仰起头，望着气窗口，一双双形状不同的脚依然来去匆匆。“它们好像永远有自己的方向。”阿成羞涩地说。
作为“展翅计划”最早的受益者之一，阿成曾经在中途宿舍住过3个月。宿舍管理员姓黄，孩子们都称她“黄姨”。黄姨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阿成和其他两个一起入住的孩子时，他们穿着不合身的茄克衫，里面是一件旧T恤，脚上拱着坏掉的拖鞋。
中途宿舍刚建立的时候，黄姨察觉到打麻将的老头儿、老太太明显少了。一个老人在打牌的时候听说，中途宿舍里住的是解教少年，直接把牌一撂，拔腿就走。“这样是很不安全的呀。”居民纷纷抱怨。
每次，黄姨都会耐心地解释，“这些孩子都变好了，不会做坏事的”。她细心地给几个孩子抱来3床崭新的被子，在便利店买来牙刷、毛巾等生活用品。私下里，黄姨对几个孩子都会严格要求。比如，晚上10点以前就回宿舍，不许带陌生人回来借宿。她还不允许阿成、小林和小奉在房间里抽烟。
相处久了，黄姨觉得，这些孩子都特别懂礼貌。他们进进出出时，都会很礼貌地打招呼；每天起床后，总是把自己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这里的洗手间非常简陋，得顺着陡峭的楼梯爬到地上一层，房间里是一个掉了角的水泥盆，偶尔还漏出脏水。几个孩子都会小心翼翼地用拖把擦去水渍，将洗澡后的场地打扫干净。
他们在这里住的时间长短不一，最长几个月，最短才几天，“找到工作就走了”。在这个窄小的地下室里，少年们或多或少留下了自己的痕迹。绿色脸盆来不及收拾，还沾着淡淡的皮屑。带花纹的水杯，插着3块钱一大把的野雏菊，叶子已经枯萎了，还剩几片圆圆的小花瓣。不知道是谁，在抽纸筒上贴了一张米老鼠的彩纸，写了歪歪扭扭的几个圆珠笔字。
常常有男孩回来探望黄姨。过年前，一个叫小银的男生还给黄姨打了半个小时电话。黄姨笑呵呵地逢人就说，小银的工作很好，要回来请她喝茶。
即便那些本来心存戒心的居民，渐渐也接受了中途宿舍。一个老太太带来家里洗干净的旧衣服。兴奋的黄姨打开小柜子：“喏，这里都是居民给孩子们捐的”。还有几个退休教师带来各类书籍。书柜装了磨花玻璃，尽管一角磕破了，里面的书依然满满当当。这些书，有《小学生识字通》，有《当代散文精品》，有《多功能图解成语》，还有性教育方面的科普书。
当然，也有让义工备感失落的事情。阿成曾经成天在中途宿舍睡觉，或者拿着义工给的钱，跑出去打游戏。还有一个叫做小辉的孩子，在中途宿舍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带着新买的鞋子、衣服消失了。更多的则是，很多孩子一直赖在中途宿舍，即使找到工作，“也懒得出去”。
“故态复萌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要站在他们的隔壁，鼓励他，和他说话，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牵挂他。”义工廖一柱说。
这些孩子并非不可救药
这间窄小阴暗的地下室，如今是义工们和解教少年的“接头地点”。此前，廖陵儿、关小蕾等义工一般选择在马路边和这些孩子接头。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自掏腰包，买上吃的、喝的，拿上干净的衣服，带给解教少年。很多少年因为找不到工作，往往几天吃不上饭，睡在公园的长椅上，或者车站里。
黄姨记得，曾经有一个基金会的女义工，是一个漂亮的女律师。她开了辆黑色的甲壳虫来接几个解教少年上班。这个长卷发、粉红色指甲的摩登女郎和两个身穿旧T恤、大拖鞋的孩子站在一起，“实在非常好笑”。
“他们没有地方去，他们就像市民眼里的‘过街老鼠’。”基金会的义工周鲒感叹。他曾在广州少年教养管理所拍摄过一个纪录片，关于这些少年的生活。在他眼里，这是一些贫穷的、缺少家庭温暖的孩子。他们怕生，一见到陌生人就把手藏在背后。干警一发话，孩子们便立刻蹲在地上，“将身体缩成一团”。
这些孩子“几乎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特殊的经历，对自己缺乏信心。周鲒曾经为他们排练过一出话剧，一旦这些少年站到舞台上，“就跟站到悬崖上一样”，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摆放。
他用了整整一个月，才让这些少年开口说自己的故事。一个叫刘东的少年挠挠头，扬言“来广州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一个男孩大笑着回忆：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从上海扒火车来广州，出站的时候，“头发上的冰还没化”。
甚至，有几个孩子重现了“犯罪现场”。周鲒惊讶地发现，他们似乎毫无悔意。3个男孩扮演路人，模仿广州特有的现象，“双肩包挂在胸前，单肩包夹在肋骨处”。另一个孩子慢悠悠上前，神不知鬼不觉就“偷”了几个钱包，如同探囊取物。
很多时候，他们都是没心没肺。“周老师，再过两个月我就出去了，请你喝茶！”一个调皮的大男孩还“借”走周鲒的手机，打算给他女朋友打电话，告诉自己正在排演话剧的“骄傲”。“我女朋友在天河城上班呢。”他自豪地说。还有一个小眼睛的男孩，还跟周鲒商量着，出去之后如何给里面的哥们儿捎水果。
尽管如此，在周鲒眼里，这些孩子并非不可救药。纪录片的开始，周鲒要求这些穿了条纹劳动衫、剃了光头的少年，统一站在食堂高高的桌子上。他们开始大声朗诵顾城的《幻想》：
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
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
周鲒深深记得，朗诵结束后，所有的孩子都陷入了沉默。刘东和一个叫做吴岭南的男孩，指着窗外珠江边上的高楼问：“那是天河城还是珠江塔？”即便来到广州多年，他们对于这个城市仍然陌生，唯一的活动范围就是火车站周边地区。
两年后，参与话剧演出的一个少年解教了。周鲒请他吃西餐，男孩笑着说：“我当初的幻想，就是出来之后，有一天可以吃得上西餐。”一刹那，周鲒的眼泪夺眶而出。
“这个人，就是我”
事实上，义工们的工作，在孩子们进入中途宿舍之前就开始了。
在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巨大的花岗岩石墙背后，他们在努力教会孩子们，什么是温暖。
这座矗立在陡坡上的高院子，距离市中心的中途宿舍大约7公里。高达3米的院墙和随处可见的铁丝网，将里面和外界，清晰地分割开来。每周末，廖一柱、陈君君和徐一植都会乘坐半个小时的公车，经过严密的检查之后，进入这扇大铁门。他们在这里开设了绘画课和撕纸课，所里收容的300名未成年学员有一半上过他们的课程。
他们决心帮助孩子们寻找自我。第一堂绘画课，徐一植在黑板上钉了一张动漫头像，大鼻子、长头发、黑眼睛。“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样子，或者自己想成为的样子。比如，这个人，就是我。”他笑着说。
几个义工将铅笔、白纸、彩笔和颜料膏发到每个孩子手里。“用一个半小时，画出你们自己。”陈君君打开电脑，她的音乐库里是专为这些孩子选择的音乐。宫崎骏的《天空之城》、名曲《致爱丽丝》可以让这些孩子的内心平静下来。
这些男孩毫无绘画基础，他们最初呈现的自画像是粗糙的，甚至有点可笑。一个叫李根忠的男孩用粉红色涂满了整个画框，粉红的脸蛋、黑色的大眼睛，还用粉红的叶子遮住了脸部的四分之一。“这说明他很害羞，但对世界充满了美好的向往。”陈君君说。此前，她读过一些心理学的书。
还有一个男生则把自己想象成上海滩的大佬，黑西装、领带加香烟。他在边上，歪歪扭扭地写道：“这就是我。”更多的自画像则是轮廓模糊，色彩凌乱。有的瑟缩着肩膀，眉毛、眼睛呈现八字形。还有的索性全是黑色的墨汁，根本看不出五官和身形。
“他们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心理问题。”廖一柱说。他一直试图让这些男生找到自信。每次上课，他都会在课堂里慢慢转悠，一旦有孩子画出比较像样的图案。他会跑上前去，微笑，并竖起大拇指，夸张地喊道“哇哦”。
一些少年有了自己的“代表作”。比如一个叫郭文君的男生，原本看到颜料膏，就觉得“好麻烦”。但后来，陈君君甚至打算将他的《向日葵》拿去展览。这幅图画里，金灿灿的花瓣，红色的花瓶，蓝色的天空和浅黄色的泥土，色彩的配置“非常美妙”。另外几个男生则学会了“集体协作”。他们在徐一植的带领下，拎着巨大的画笔，站在一人高的画架前，临摹《最后的晚餐》。
春节前几天，陈君君带了一些红、蓝、黄的彩纸，要求孩子们撕出自己“想象中的家”。一个皮肤黑黑的男孩撕了苏州的桥、广州的太阳和海南的椰子树。他宣布，以后的“家”就是这样的。另一个大眼睛的男生，撕了3个人像。卷发的成年女子、平头的小男孩和穿西装的成年男人手挽手站在一辆轿车旁。
“这个是我的爸爸，这个是妈妈，这个是我。”14岁的少年腼腆地说。
“这么多人掉在水里，能拉一个是一个”
要想离开这间地下室，必须穿越排列如积木的麻将桌、桌球台，爬上长长的十几级台阶，在暗淡的光线里摸索上5分钟后，再费力地推开一扇巨大的铁门，才可以踏入外面的世界。
那个世界里，紫荆花树缀满了细细密密的花朵，在这个广州闹市区的街道小区默默盛开。走过长长的水泥路，几只土狗伸着舌头。老牌的商店门口，摆放着大大小小的锅碗瓢盆，糯米鸡、全麦包在锅盖下满满当当。就在100米之外，还有商场大大的打折广告、面包店飘出的香味、来来往往的高级轿车，和正在修缮的立交桥。
但是，要真正离开“中途宿舍”进入社会，阿成要做的还有更多。在廖陵儿的帮助下，阿成来到一家大型海鲜茶楼当服务生。每当人问起，他总会指着摇摇摆摆的公车，得意地嚷嚷几句：“我们的工作服就是这种公车黄！”
私下里，这个小个子男生依然喜欢白衬衫、黑色裤子和帆布鞋。偶尔，他嫌弃工作辛苦，每天上班时间从下午3点到深夜1点。因为身体瘦弱，阿成甚至搬不动沉重的餐桌转盘。不过，他依然以自己的工作为傲，“茶楼周围有亚运会的体育馆，我们的茶楼在广东各地都有连锁哦”。
他的宿舍在一个破旧的居民楼，狭窄的楼道里堆满了煤饼、气炉，水泥地上有擦不去的污渍。他在堆满水杯、牙膏、毛巾的旧木桌上练习煮茶、烫杯、倒茶，一丝不苟。十几张双层单人床像积木一样，摆满不足70平方米的房间。床与床之间吊了一根根尼龙绳，上面挂满旧旧的碎花被子、黄色的工作服。
和大多数解教少年一样，阿成也曾荒废过工作。他经常从单位出走，随身只有一个旅行包，包里装几件衣服。除此之外，他还会带上他用几百块钱买的手机，手机的通讯录里有几个号码，廖陵儿、廖一柱和他最喜欢的义工安海波姐姐。
他走过很长很长的路，从北方到南方，最爱的还是广州，“广州人多，热闹、不孤单”。阿成悄悄透露，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他记挂的那些人。
安海波曾买了刚出炉的蛋糕，为阿成和另外一个孩子阿南庆祝生日。安海波临时充当“姐姐”的角色，为几个男孩戴上
“寿星”的帽子。和其他孩子一样，阿成和阿南轻轻地吹灭蜡烛，许上新一年的愿望。他们互相打闹，满脸糊满了蛋糕上的奶油。这些生日照片至今收藏在阿成旧旧的照相簿里。
“他们都不是坏孩子。”“展翅计划”的义工肖存玉一直坚信。如今已是网吧主管的小林，为中学毕业的弟弟找到了工作。走在大街上，他根本不像曾被教养收留的少年，而是一个时尚的男青年。他喜欢黑色T恤和质地优良的牛仔裤，包里常备着眼药水、水笔和笔记本。为了赚钱买房子，小林在双休日还去天河城做兼职，帮人装配电脑。
出现更多的“小林”成了“展翅计划”的义工们努力的动力。他常常去找一些新出来的小弟聊天。每过一段时间，小林还会主动跟基金会的几个义工通电话，汇报自己的情况，希望帮助解决其他人的心理问题。
一个叫吴定荣的小伙子，曾是肖存玉的帮助对象。如今，他已在广州郊区开了一家服装店，并且有了贤惠的妻子和乖巧的女儿。他打算自己出钱，去亲自帮教一个解教少年。
在肖存玉的笔记里，更多的是那些走上正道的积极例子。一个叫小强的少年解教后在浙江做大豆批发生意。某一次，小强还误打误撞，成了“见义勇为好青年”。另外，一个叫罗前的少年，则在湖北开了一家美发店，当起了小老板，里面有7名员工。
“这么多人掉在水里，能拉一个是一个。你看，他们其实都是好孩子。”廖陵儿在她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笑着说。
构建一座让他们重新进入社会的桥梁
中途宿舍的墙壁，困不住这些少年。在“展翅计划”义工们的眼里，这些孩子“迟早都要出去工作”，他们所要做的是“构建一座让他们重新进入社会的桥梁”。
刚开始，廖陵儿委托她的一些朋友，帮助这些解教少年寻找工作机会。曾经也有解教少年主动上门应聘，但那些餐馆负责人一听说刚从少年教养管理所出来，立刻挥挥手，把他们赶走了。不仅仅是歧视的目光，更大的困难在于这些解教少年没有身份证，更没有家庭担保。
廖陵儿和义工们每年都会举办一个企业家答谢会，感谢为这些少年提供工作机会的老板们。如今，雪球越滚越大，很多热心的餐饮业、酒店和印刷厂老板都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一般来说，包吃包住的工作是首选，比如餐馆服务生、搬运工或者酒店服务生，由基金会出面做担保。
当然，一切并不如想象中顺利。阿南曾经因为和老板发生口角，从东莞的工厂不辞而别。他连夜打车到肖存玉家楼下，宣称“再也不上班了”。
更多的孩子则不适应朝九晚五的生活。小奉曾连续3次从打工的餐馆逃走。有一些解教少年则经常和同事发生口角，觉得“他们看不起我”。
无法适应正常的社会，甚至与老板、同事难以相处。这些心理问题，让义工们觉得颇为棘手。关小蕾承认，他们在对这些孩子进行关心，和“从少教所回到社会”的心理疏导上，花了大量时间。
有一个17岁的大孩子王小东，他非常不习惯打工，一心嚷着回东北老家。头两次，他都向廖陵儿要了火车票，一转手就当“黄牛党”卖了火车票。到了第三次，他再次在电话里哀求“阿姨，再帮我一次，这是真的”。被气病的廖陵儿决定再给王小东一次机会。她让丈夫老黄和儿子准备了火车票、200块钱、衣服、方便面和水果，去火车站送他。
这是老黄第一次看到王小东。他发现这个孩子和人说话，基本不用正眼，眼珠子乱转，“无法让人产生信任感”。他决定和王小东进行一次“男人之间的对话”。在火车站人来人往的喧嚣中，老黄严肃地说：“我们一直当你是朋友，有句话叫事不过三。如果这次再让阿姨失望，以后连朋友都不是了。”
廖陵儿至今还记得那个开头为0459的东北区号。3天之后，她的“最后一把赌注”获得了胜利，王小东“居然”从家乡给她打来了电话。
类似的故事曾发生在小奉的身上。他逃离工厂之后，一直处在漂泊状态。有一次，他哭着给关小蕾打电话：“阿姨，不要讨厌我，原谅我。”回到广州之后，无处可去的小奉再次找到关小蕾。关小蕾并未嫌弃他，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请他吃了顿饭，还拿出手机让小奉和家里通电话。
这些包容带来了效果。在小奉的QQ空间里，有轻柔的音乐和美丽的相片。他在相册里贴上了义工安海波、关小蕾和廖陵儿的照片，题目叫做“我的姐姐、妈妈和奶奶”。
阿南因为记错了一个号码，连续几年一直在找帮助过他的安海波。他曾经在安海波的工作单位《羊城晚报》门前等了3天3夜，只为了见恩人一面。
肖存玉，这个62岁的老太太，几年来帮助了不少解教少年。她从2002年开始在广州市少年教养管理所开设作文班，让这些孩子写出自己的心路历程，说出自己的故事。每次上课，她都会将好的作文大声朗读，加上仔细点评。
“我在乎的不是你们的过去，而是你们的现在和未来。”肖存玉对少年们说。她至今保存着厚厚一摞备课本，还珍藏着和一些孩子的合影。一个叫张宝的年轻人至今还和肖存玉保持着联系，他甚至还寄来了结婚照，并且“索取”了自己女儿的姓名。
“首先，我们需要从心理上，一步步完善他们，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爱。”关小蕾说。
每年的腊月廿七，廖陵儿、关小蕾、肖存玉、安海波和廖一柱等几个义工，总会千方百计联系上还在广州的解教少年们。阿成、小林、小奉、阿南等几个孩子是“展翅计划”年夜饭的熟客。
在广州少年宫对面的一家湘菜馆里，十几个人一边聊着过年的乐事，一边打算着来年的计划。虎皮扣肉、农家小白菜、臭豆腐、龙虾，还有烤鸭，偶尔还喝上几杯小酒。
每次吃完饭，他们大手拉着小手，和成群的广东人一起，走在熙熙攘攘的花市里。从中山路到海珠广场，阿成们提着几只棉布小袋子，里面装满了矿泉水、饼干，还有干净的旧衣服。
孩子们俯下身，将手里的“新年礼物”送给躺在街头的流浪汉们。这些流浪汉，或者几天没吃上饭，或者穿着破成丝条的衣衫。阿成拉着一个满面胡子的老大爷，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就像普通的拉家常。
他们已经离开了那间被称作“中途宿舍”的地下室。也离开了自己曾经恐惧不已的生活。
也有些人还在路上。2月6日，李根忠被解除劳教。他穿了一身黑色的单衣，还蹬着所里的凉鞋，揣着劳动所得的231块钱。和很多孩子一样，他在结束了两年的劳教后，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教管所门口。
因为资金问题，中途宿舍还不足以收容所有的解教少年。也许，李根忠只能踏上回家的火车，或者再次流浪。
“我们需要更多的‘中途宿舍’。”廖陵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