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生活

金兆钧

    我两岁左右的时候，父亲患了中风，此后在家休养，除了早上带我遛弯儿，很多时间教我认字。他每星期拿回上周报纸，仔细看完，把大标题一个一个剪下来，贴在一个大本子上，慢慢贴成了一本按照拼音编排的“字典”。或许因为我是老儿子，从小病恹恹，大人不让在街上疯跑，于是和女孩子跳绳耍拐之余，看书就成我的最大乐趣。

    最早看的当然是连环画——“小人书”。最先看的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印象极深的还有《山乡巨变》，贺友直先生极富个性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我还看大量的电影连环画，有很多老电影，名字已记忆不清，但有一部描写家族暗杀的恐怖片，至今回忆仍不寒而栗。

    五六岁之后我开始看“大书”，最喜欢的是苏联侦探小说系列《绿锁链》、《将计就计》、《大铁箱》。除了普希金的《驿站长》、《射击》等因故事性很强记忆深刻，其他作品不甚了了。记得我在街坊家看过全套的《十万个为什么》，所以至今仍喜欢惊险、推理、传奇作品。

    “文革”开始，家里的书先是焚之一炬，后来发现还可以卖点钱，于是和哥哥拉着小车把大批藏书卖到了废品站。随后发现，“出身”好的人家并不在乎，反而趁此机会收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到街坊家看的前面缺几页、后面缺几页的版本。

    我的中学时代，一些躲过了“文革”厄运的老书开始重新在私底下流传。我二哥也好书，他们同学、同事之间有自己的书籍流传网，我因此得以“蹭”书。除了不少中外名著，印象最深的就是“文革”中出版的一批“供批判参考用”的苏联小说，如，《州委书记》、《多雪的冬天》、《逆风起飞》……不知道当年出版这批书的原始目的何在，它们的流传，对于人们否定“文革”的精神禁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牛虻》，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给了当年极为懦弱的我极深的影响。

    我记不得从哪儿居然借到了鸳鸯蝴蝶派的小说《红杏出墙记》，至今记忆犹新，而且在当年插队“说书”盛行的时候，我给知青们讲这个故事很是赚了不少烟抽。

    直到大学毕业后，是我疯狂读书的十年。从中外古典文学到刚刚介绍进来的欧美现代文学，从名人传记到世界历史，从“伤痕文学”到“五七文学”，从早期武侠到阿西莫夫的科普，总之是囫囵吞枣，一“读”为快。这一期间，对我影响很大的有《约翰·克利斯朵夫》、《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这三本书和前面提到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可以说是我人生的奠基石。

    自从1980年《萍踪侠影》和《书剑恩仇录》出版，港台新派武侠洛阳纸贵，我也未能免俗，甚至在教书时鼓励学生们一定要读。而同期，在中国书店买到《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当代社会实录》，居然是两个不同版本（各两册）拼成的。这本书的写作风格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后我写作《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的时候就是仿作——当然水平不可同日而语。

    此后至今，读书仍然是生活中一乐事，每年必读两本杂志。一是《读书》，二是《译林》。

    过知天命之年，回头看看，才发现我读书的状态和陶老先生一样“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此即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