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食物也有国籍
在怀旧这一点上,生活在加拿大的人们还是比我们幸福。在北京,我已经找不到童年某个街角的包子店了,王府井东风市场的大个包子、豆腐脑也早已不见。那家我从小吃到大,据说有300年历史的“都一处”烧麦店,虽然三鲜烧麦的味道没有变,但是越装修越像某部民国电影搭的影棚——簇新的仿古桌椅,穿蓝花褂的服务员,还有叫“乾隆白菜”的小菜,让你在一嘴滋味鲜美的烧麦中把“今夕何年”的问题问过好几遍。
我的俄罗斯好朋友说,在那座曾经叫“列宁格勒”后来又改回“圣彼得堡”的城市里有一家怀旧餐厅,专门卖苏联社会主义时期物质贫乏的简单菜肴。但是比牛肉炖土豆更为简陋淳朴的莫过于那些体格很“英雄母亲”,表情非常社会主义的服务员了。她们不但装扮朴素,把菜端到你面前,还一定要“甩”脸“撂”在你面前,好像你上辈子欠过她很多卢布。但是正因为如此,很差的食物、更差的服务的特色餐厅总是热闹到要提前定位才可以有机会就餐。
食物还牵扯出千回百转的爱国主义,这大概和每个国家的农业贸易保护政策有关。比如加拿大的农业大省阿尔伯塔打出口号:“如果不是阿尔伯塔的,那怎么能叫牛肉!”阿根廷又号称“只有阿根廷牛肉才是最好的烤肉”;爱尔兰的农民坚信自己养的是天天吃鲜草的“快乐牛”——牛快乐肉才好吃;而新西兰的农民坚决认为在气候温和、没有污染的岛国才有最鲜美的牛肉。
我认真看到过一个爱尔兰人和一个新西兰人,操着口音各异的英语辩论自己国家的牛肉才是世界上最好的牛肉,其脸红脖子粗的热烈程度,决不亚于中国队和韩国队互切足球。我以为,若是讨论谁的厨艺最高才算本事,因为无论是哪个国家你都看不到有“新西兰式牛排”这道菜,但是无论什么国家的牛排菜单上都有一款叫“纽约牛排”。
这就好比你在美国吃的美国猪肉做的“红烧肉”不叫美餐,还是叫中餐。终端产品才可以决定国籍,这样说,我觉得不用统计,最后归在我们名下的猪应该是最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