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光：轮椅上的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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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负盛名的科幻文学大师，一度容身在两个普通的钢制车轮之间。
那是1983年。中国科幻文学遭遇了一场猛烈的批判。批判者们把这种新兴的文学形态，贴上了“伪科学”和“精神污染”的标签。许多科幻作家纷纷改行，科幻小说甚至出现了“零出版”的尴尬，郑文光一气之下中风瘫痪，坐上了轮椅。
在中国科幻文学的版图上，这个疲惫不堪的身体，曾拥有许多个第一：1954年创作的《从地球到火星》，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第一篇科幻小说；1978年出版的长篇科幻小说《飞向人马座》，是“文革”后迄今影响最大的中国科幻作品；同时，他还是唯一一名获得国际科幻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他的作品曾引发这样的热潮——北京地区的人们，在古观象台上排起长队，等待着观测火星；新华书店的柜台前，到处都有人在询问他的作品何时能到；上海某个少年宫以往只有三五个会员的天文小组，突然涌进了成百上千带着孩子的家长……
尽管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科幻文学都被视为一种主流的文学形态，被称为“向普通民众传播科学精神、科学思想，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最好工具”。然而，自从它进入中国以来，一直命运多桀，屡遭打击。
比如，在上世纪60年代那种狂热的政治氛围里，对于一部讲述未来世界的文学作品来说，该怎么样处理伟大领袖的位置？又比如，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宇宙大爆炸学说都遭到批判，被贴上“反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时，科幻文学自然也不能独善其身。
也时常有人问郑文光：“你为什么要从事这样一种‘奇怪’的文学创作？”
老先生回答道：“我始终觉得，我的生命是和一个极有希望的事业相联系的……他们将看到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一切，看到我们世界的明天，看到我们终将面对的严峻未来。”
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个“始终在思考人类未来”的作家，是个话语不多，内向而朴素的人，有时候还带着些许“孩子气”。在患病之前，他很喜欢请年轻的科幻作者吃饭，称他们“贤弟”。
可自从患病后，郑文光的生活起居都由妻子照顾。老先生原本好烟酒，但这时妻子管得严，他只能在朋友聚会时过上一会儿小瘾。曾有一次集会，上菜时啤酒迟迟没拿来，他就指着桌子焦急地问：“酒呢酒呢？”然后把脸一扭，露出“一副小孩子没得到玩具的不悦神情”。
大多数时候，老先生的生活就是由读书和写作组成。妻子曾经半开玩笑地问他：“你每天写的都是那些中国人飞入太空的故事，写了那么多，你这辈子能看见吗？”
“能的。”他认真地点了点头。
但这个“中国科幻文学之父”并没有等到那一天。2003年6月，郑文光去世。包括世界科幻协会在内的许多海外机构和传媒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而中国的媒体，却对此保持了沉默。
在为郑文光举行追悼会的八宝山兰花厅，主厅里已放不下如此之多的花圈，许多不得不摆在过道上。大多数花圈是喜欢郑文光作品的科幻迷送的。在排成长队自发前来送别的人群里，既有头发花白的拄杖老者，也有北大和清华的学生。
而他笔下预言的科幻故事，也正在一点点变作现实。在郑文光离世后4个月，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5号”就将航天员杨利伟送入太空，实现了中国人百年来的宇宙梦想。
在举国关注“神舟5号”升空的时刻，人们也用各自的方式怀念着郑文光。
在一个科幻迷聚集的论坛上，一个网友这样写道：“也许会有一天，人们认为火星已经是一个无趣的地方，人们会觉得《飞向人马座》里的光子飞船，是非常过时的构想……可到那个时候，对预言家和启迪者逝世的悲痛，并不会因为作品的久远而衰退；对他的崇敬，更会因为未来的到来而愈加强烈，因为那些生活在遥远的未来的人类，会发现某些曾被称为‘精神污染’的文字，实际上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最佳引言。”
这一天，他的妻子搜集了所有相关的报道，然后把这些报纸叠成航天飞机的形状，放在他的遗像旁。